▍希臘：成也城邦，敗也城邦

（一）民主神話背后的“大希臘主義”

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率領著征服了埃及、波斯、印度的雄師萬里迢迢來到印度旁遮普邦比亞斯河畔?？邕^這條河，就是全印度乃至中國。他激情澎湃地鼓勵將士們繼續(xù)前進。而馱滿沉甸甸戰(zhàn)利品的騎士們再也不想東進半步。亞歷山大只能順著河邊的斜陽痛哭而返，兩年后病死。

亞歷山大的東征，來自希臘世界的統(tǒng)一運動。希臘統(tǒng)一運動來源于城邦危機。今天，西方深刻緬懷的希臘古典文明，其實只是雅典歷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里執(zhí)政的黃金時期，代表著民主制度的最偉大成就。而這短短幾十年黃金期后，希臘城邦世界就陷入無休止的惡性內斗。雅典和斯巴達競相稱霸，雙方都曾血腥屠城。戰(zhàn)亂之中，土地逐漸集中到富人手里，失去土地的貧民為了外邦的金錢變成了雇傭兵，轉頭攻打自己的城邦。

這種亂局持續(xù)了100年。亂局中誕生了一種呼聲：各城邦不要再爭搶彼此有限資源，應團結向外征服殖民波斯，如此希臘才會獲得永久和平。

呼聲最響亮的，一個是雅典頭號雄辯家伊索克拉底，一個是希臘頭號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在發(fā)表于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臘集會詞》中，伊索克拉底說，“在我們從同一源泉獲得利益、和同一敵人進行戰(zhàn)斗之前，希臘人不可能和睦相處?！薄盀榇?，我們必須竭力使戰(zhàn)爭盡快從這里轉入亞洲大陸（小亞細亞）?！?/p>

這個思路，近代歷史學家稱為“泛希臘主義”或“大希臘主義”。其根本動力，是解決土地缺乏、人口過剩的問題。傳播希臘文明，只是附帶產(chǎn)物。這成為后世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思想雛形。伊索克拉底是第一個提出殖民帝國主義的人。伯利克里雖然提出過雅典帝國主義，但那是黃金時代，擴張之外還有價值理想。而伊索克拉底的帝國主義是在衰敗時代發(fā)生的，理想已經(jīng)消失，只剩下殖民本能。

但他呼吁了四十年，雅典卻因為內戰(zhàn)派掌權而一直置若罔聞。繼續(xù)打斯巴達，打底比斯，打馬其頓，就是不愿意團結一起對外打波斯。

他最終放棄了雅典，公開呼吁希臘城邦世界的邊緣國家馬其頓國王腓力來統(tǒng)一希臘[9]。他向腓力建議了一個著名的戰(zhàn)略，“你要勸說其他的波斯總督擺脫波斯國王的束縛，前提就是你將給與他們‘自由’，并且還要將這種‘自由’惠及到亞細亞地區(qū)。因為‘自由’這個詞一來到希臘世界，就導致了我們（雅典）的帝國和拉西第夢人（斯巴達）的帝國的瓦解。”（《致腓力辭》）

這些話，和后人對雅典自由民主的印象太不一樣了。20年以后，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戰(zhàn)略思路，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臘殖民帝國。但亞歷山大的老師不是伊索克拉底，而是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在“大希臘”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遠。

（二）“希臘帝國”的兩副面孔

亞里士多德生于馬其頓轄下的色雷斯小城邦，是雅典人眼里的蠻族地區(qū)。

他雖然身在蠻族，卻心在雅典。17歲的他獨身一人投奔雅典柏拉圖學院。他是柏拉圖最優(yōu)秀的弟子，一度有望成為接班人。但柏拉圖逝世時，卻將學院交給了親侄子而不是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亞里士多德是個外邦人。他在雅典不能擁有合法財產(chǎn)（土地），更不能參與政治，因為他沒有“公民權”。按照法律，擁有雅典公民權的必須父母都是雅典人。雅典法律把希臘最偉大的智者和雅典分開了；把所有不產(chǎn)于雅典卻愿意忠于雅典之士和雅典分開了。有意思的是，這條法律正是民主政治楷模伯利克里頒布的。

亞里士多德離開了雅典，投奔了馬其頓，擔任亞歷山大的老師。他按照希臘文明的最高標準塑造著亞歷山大。他讓14歲的少年喜愛上了希臘文學與荷馬史詩，并對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等廣闊的知識產(chǎn)生熱情[10]。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思想。亞里士多德為教育亞歷山大專門寫了《論君主》和《論殖民地》。黑格爾說，亞歷山大的精神和事業(yè)的偉大正是來自亞里士多德深刻的形而上學[11]。

亞歷山大一邊殘酷征服，一邊傳播希臘文明。他在非洲、西亞、中亞和南亞建立了大量擁有競技場和神廟的希臘化城市，用博物院和圖書館建造科學文化、哲學藝術的殿堂。他甚至還把亞洲的動植物標本源源不斷送回給正在雅典辦學的亞里士多德做研究。之后的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也帶上了大量考古學家，最終發(fā)現(xiàn)了羅塞塔石碑，開啟了埃及學。西方帝國主義暴力征服+文明傳播的方式，是亞里士多德發(fā)明的。

亞里士多德對亞歷山大提出要求，“做亞洲人的主人，做希臘人的領袖。”伊索克拉底也曾對腓力說，“說服可用于希臘人，強迫可用于蠻族人”。這正是“希臘帝國”的精髓——內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隸。這種雙重標準的希臘式帝國，是日后歐洲帝國的精神原型與政治模板。

（三）統(tǒng)一與自由的悖論？

歷史的發(fā)展和他們的設想不一樣。

公元前338年爆發(fā)喀羅尼亞戰(zhàn)爭。雅典不服馬其頓，起兵挑釁，被馬其頓打得大敗。馬其頓乘勝組織科林斯同盟，并開始進軍波斯。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伊索克拉底已經(jīng)98歲了。他看見運送回來的雅典士兵的尸體，絕食身亡。

他的“大希臘”設想，蘊含著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馬其頓擁有強力，如何保證它對雅典只用“說服”而不用殺戮？反過來，善于雄辯的雅典，又豈能甘心被馬其頓“說服”？死于馬其頓陣前的雅典青年尸體，使他明白了日后仍會重復的悲劇。他既珍視自由，又渴望團結統(tǒng)一。統(tǒng)一帶來的暴力，會破壞自由。但自由產(chǎn)生的混亂，又會破壞統(tǒng)一。

他死前的矛盾在他死后愈演愈烈。

希臘城邦再無團結。希臘大軍遠征前夜，腓力剛死于暗殺，底比斯就聞聲而叛；亞歷山大剛死于巴比倫，雅典就又揭竿而起；最后，當馬其頓與羅馬入侵者決戰(zhàn)時，希臘城邦竟給了該王國背后致命一擊。即便馬其頓將希臘的半島文明拓展成世界文明，但希臘城邦寧可同毀于外人也不買這個賬。

另一方面，希臘化帝國走向專制。亞歷山大屠滅了底比斯，把婦女兒童都賣為奴隸；他剛征服波斯，就要求希臘聯(lián)軍親吻他腳下的塵埃，將自己升級為神（宙斯阿蒙之子）。因為驕傲的城邦不肯服從任何“人類”，他不變成神，就無法取得超越城邦進行統(tǒng)治的合法性。他死后，他的亞洲（塞琉古王朝）和非洲（托勒密王朝）的繼承者們，也學他將自己及子孫后代都變成了生前接受祭祀的“神王”。從理性的希臘精神中，居然誕生了比王權更專制的“活神”。

希臘城邦的叛離和馬其頓帝國的專制，無限發(fā)展，因果難分。

弗格森總結說，希臘城邦不可能融合。“希臘城邦是一個有著獨特內在構造的單細胞有機體，除非進行再分割，否則無法發(fā)展，它們可以無限制地復制同類。但這些細胞，無論新舊，都無法聯(lián)合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p>

因為，希臘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斯巴達的雙王制、小亞細亞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一樣長久。城邦自身可以選擇任何政治制度，但絕不服從外來的權威。誰有權力決定政治制度呢？只有城邦內的世居者。希臘城邦有投票權的“公民”必須是世代誕生于本地的同族。外邦人無法獲得政治權力，更別說成為領袖。

“絕對自治”也意味著“絕對地方主義”，讓統(tǒng)一變得不可能。希臘城邦不只反對領土國家，連聯(lián)邦式國家都反對。馬其頓組建的科林斯聯(lián)盟被雅典痛斥為“奴役”。實際上該聯(lián)盟只不過是把投票權按照城邦實力分配，大城邦票多，小城邦票少，小城邦都堅決不同意；而若實行小城邦認可的“一城一票”聯(lián)盟（阿凱亞同盟和埃托利亞同盟），雅典和斯巴達這樣的大城邦又覺得虧了，也堅決不同意。

到整個希臘世界被羅馬征服之前，他們都沒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滿意的“聯(lián)邦制”。城邦的利益定要凌駕于共同體利益之上。

（四）戰(zhàn)國的“合”vs. 希臘的“分”

對“分”與“合”，戰(zhàn)國與古希臘的政治觀念完全不同。

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jīng)有過萬邦林立、一城一國的局面（“執(zhí)玉帛者萬國”[12]），類似于希臘城邦世界。到周初還剩1800個部落方國。但最終這些城邦沒有長期分立，而是在爭斗吞并中形成了地區(qū)性王國，進而發(fā)展成統(tǒng)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亞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蘇美爾、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實不一樣。亞非古國靠的是“神權”，中國靠的是世俗倫理共識。

夏商周時的邦國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從政治實力到文化影響都處于絕對優(yōu)勢的大邦，作為名義或實際上的共主[13]。誰能當共主，取決于誰擁有唯一的天命。天命同時包括了武力和道德。道德不是以神權，而是以民心做基礎。誰能既強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否則，天命就會轉移。就會發(fā)生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戰(zhàn)國七雄雖不再服從周天子，但卻共同認為天命只有一個，分治不能長久。諸子百家爭論如此尖銳，卻也共同認為，建立統(tǒng)一的秩序，才是由亂入治的要道。同時代的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聯(lián)盟，互相斗爭而從不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秩序”。

從城邦之間的關系來看，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wèi)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周王朝聯(lián)姻而建立親戚關系。封國之間有一整套規(guī)矩要遵循，比如一國發(fā)生瘟疫，其他國家要支持財物；一國發(fā)生災荒，其他國家要借糧；一國有喜事喪事，各國要前往慶賀哀悼。這些責任是強制性的，由天子負責維持。即便在天子權威減弱的春秋時代，霸主們也要維持這套規(guī)矩才能當霸主。這就強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而希臘城邦之間，雖然祖先的血緣有一定關系，但彼此之間沒有建立責任關系。即便是從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對母邦也沒有責任義務，甚至經(jīng)常反戈一擊。希臘人也苦惱于這一點，舉辦各種大型節(jié)慶和賽事的初衷，就是為了“喚醒”同為希臘人的認同。但即便在希波戰(zhàn)爭時，希臘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

兩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斷走向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統(tǒng)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jù)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沖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

中華文明并不是沒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對于“分合關系”論述最為明確。他說，人體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獸而生存？因為人能組織成集體。組成集體的關鍵在“分工”。即確定差異性的社會角色，但要對彼此承擔起責任。只要分工符合“禮義”，就能整合社會。因此，分是為了和，和是為了統(tǒng)一，統(tǒng)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大，強大則能夠改造自然[14]。

（五）為什么亞氏思想塑造了后世西方文明，卻無法征服雅典？

伊索克拉底死了。說說亞里士多德的命運。

亞歷山大輝煌遠征時，師以徒貴，亞里士多德榮歸雅典，開辦了“呂克昂學院”[15]。經(jīng)費由馬其頓出。呂克昂學院很快就成了柏拉圖學院的勁敵。亞里士多德在呂克昂學院專門收羅和自己一樣外邦出身的思想家。雅典人暗罵亞里士多德“忘恩負義”，集合這些外邦人，為馬其頓充當智囊、間諜和說客，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鋒。

亞里士多德的本意或許正是如此。既然雅典只能被智慧征服，那就用更大的智慧來征服它。亞里士多德在呂克昂學院流傳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廣博、最統(tǒng)一的知識體系，被稱作他的“第二雅典時期”。他第一次告訴人們，智慧不需要神啟，是可以憑借理性和邏輯來認識的。

在這里，他寫下了被西方政治學奉為圭臬的名著《政治學》，其中有大量對城邦政治的反思。他將城邦政治分為君主與僭主、貴族與寡頭、共和與平民六種形態(tài)，他嚴厲批評了其中的暴民政體，認為暴民政體是不以法律為依歸的另一種專制。類似于極端民粹主義。

令人驚異的是，他還提出了“絕對王權”的概念。即“由君主一人代表整個氏族或整個城市，全權統(tǒng)治全體人民的公務，這種形式猶如家長對于家庭的管理”[16]。他認為，“整體總是超過部分，這樣卓絕的人物，本身恰恰是一個整體，而其他的人們便類于他的部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大家服從他的統(tǒng)治，不同他人輪番，讓他無限期地執(zhí)掌治權。[17]”這在希臘世界的政治倫理中，可以算是極端的異類。

批評亞里士多德的人說，“絕對王權”是為了亞歷山大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論，說明他熱愛權力甚于真理。為他辯護的人說，這不過是一個理論推演的極端模式，并非用于實踐。其實，他真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將馬其頓王權政治和希臘城邦政治進行有效融合[18]。

然而，他的思考與實驗沒有走到頭。

亞里士多德回到雅典的第13年（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死于巴比倫。偉大的學生剛死，偉大的老師立即遭到反攻倒算。亞里士多德面臨雅典公民大會的審判，借口是他“褻瀆神靈”。上次這樣被審判而喝下毒芹汁的，是他的師祖蘇格拉底。

亞里士多德不愿重蹈覆轍[19]。他逃匿到馬其頓控制下的維亞島上，島上有溫泉松林。一年后，怏怏去世。他的逃跑遭到滿雅典的嘲笑，說他沒有蘇格拉底的風骨。

亞里士多德的學術體系塑造了后世西方文明，卻無法征服當時的雅典。希臘城邦對“本土性”的絕對堅持，導致了政治的封閉。戰(zhàn)國思想家們比亞里士多德幸運得多，他們可以在各個國家巡游發(fā)展。哪里符合政治理想，就在哪里出謀劃策。戰(zhàn)國七雄的改革，都由外來游士主導。秦之所以能統(tǒng)一天下，正因其丞相與客卿都是外來的知識分子。

分治不見得開放，統(tǒng)一不見得封閉。

（六）希臘帝國的湮滅及其教訓

亞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勢發(fā)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亞歷山大帝國內部分裂，三大繼承者王國相互征伐，不斷分裂獨立。這不是因為亞歷山大死得早。在他沒死時，除了推動了一部分歐亞上層通婚外，沒有對所征占的龐大帝國進行過內部政治整合，更沒有進行過基層政權建構。

馬其頓帝國的擴張方式，是在所到之處創(chuàng)建希臘式的自治城市。這種“自治”是對留居該城市的希臘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會。在每個新征服的亞洲城市，亞歷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駐到該城市當總督，只管軍事和稅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臘移民組成的“自治委員會”管理。為了提前得到稅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馬其頓的總督們甚至向商人們拍賣轉讓了收稅權。

中國戰(zhàn)國時代的基層政權組織方式則完全不同。出土秦簡顯示，秦國每擴張一處，都要建立從縣到鄉(xiāng)的基層政權組織。其縣鄉(xiāng)官吏要負責收稅、組織墾荒、統(tǒng)計戶口、記錄物產(chǎn)，再把這些信息輸送到秦都咸陽編冊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數(shù)年一輪換。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縣制組織方式。

放棄民政，只要稅收與金錢，不服就派軍隊鎮(zhèn)壓，一時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獲取最大的財富，但也放棄了對當?shù)厣鐣拈L遠整合規(guī)劃。在這樣的體制下，中央強大的時候尚可，一旦中央權力衰弱，離心力就產(chǎn)生了，城市紛紛脫離控制。亞歷山大帝國的分崩離析是必然的。

這不能怪亞歷山大。因為即便是他的導師亞里士多德，也從未設想過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理論。他的“絕對王權”概念，只是從一個城邦的角度。在那個時代，并不是沒有超大規(guī)模的政治體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亞里士多德認為它們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進的，只有希臘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20]。雖然亞歷山大帝國是在他的精神指導下成為政治現(xiàn)實，但他依然沒有設計出一個比埃及和波斯更“先進”的超大規(guī)模政治體的制度。

后人辯解說，雖然作為政治實體的希臘統(tǒng)一國家消失了，但作為文化精神的希臘，在羅馬的軀體上得以永存，成為歐洲精神的母體。國家滅亡無所謂，文化永存已足夠。

這要聽聽當時的希臘人民怎么說。希臘王國滅亡過程中，一大批希臘高級知識分子以人質身份被送入羅馬貴族家庭當老師。其中就有著名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他在名著《歷史》中問道：“為什么希臘不斷瓦解，羅馬卻能一直強大？”他那時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僅存精神的希臘，而是一個實體與精神共存的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