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這位老人，正嬉笑著，眼神清澈地似有一汪水，人家說他是喝趵突泉水長大的，所以什么都敢講。因為這個文革里他差點被打成殘廢,很受傷；文革后的30年里，他爬起來受重用。改革開放的風(fēng)云跌宕里他不再甘為外物牽絆，躲進小樓揮灑使盡壓抑了數(shù)十年的力量，瘋狂地創(chuàng)作著，時常工作18個小時以上，最多的時候一天就創(chuàng)作200幅作品，終于成就為享譽中外的藝術(shù)家。

　　就像現(xiàn)在，你跟他面對面坐著，眼對眼神色交換，你發(fā)覺不到他半生所經(jīng)歷的辛苦遭遇，他臉上全是爛漫無邪的笑，就像人家說他赤誠如頑童，所有滄桑全付笑談之中。

　　文革后期，我躲在30度安全角里

　　我當時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動物畫，小狗子、小貓兒什么的。其實,當時這個展覽也有壓力，因為文革時期都是宣傳畫,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過監(jiān)獄。這個展覽之后，美術(shù)界開始探討藝術(shù)的形式美問題，等于是一個轉(zhuǎn)折，從政治到人情味。

　　記者:文革時期,藝術(shù)的形式美問題被劃為“禁區(qū)”。改革開放之初掀起美術(shù)界變革的標志性事件就是一場關(guān)于形式美的大討論。我注意到1979年5月的《美術(shù)》刊文談您和動物畫，指出您作品中的形式美。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韓美林:1979年6月我在中國美術(shù)館舉辦了個人展覽。這是文革后繼黃永玉之后的第二個個人畫展。我當時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動物畫，小狗子、小貓兒什么的。其實當時這個展覽也有壓力，因為文革時期都是宣傳畫，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過監(jiān)獄。這個展覽之后，美術(shù)界開始探討藝術(shù)的形式美問題，等于是一個轉(zhuǎn)折，從政治到人情味。我把小熊貓畫成孩子，把小老虎畫成小孩兒，這不挺好的嗎?文革后期我就開始畫這些,反正這些也上不了綱。

　　我這些作品一出來，老百姓們特別喜歡。為什么特別轟動?我首先抓住了人類，抓住了地球上最大的東西就是愛。把動物都看成孩子，這就是一種愛的轉(zhuǎn)化呀，從愛這兒發(fā)動大家、倡導(dǎo)大家愛吧!

　　記者:1979年您的關(guān)系還留在安徽,但就進京在中國美術(shù)館召開個展了?

　　韓美林:當時的中國美協(xié)主席華君武他們請我出山，當時華君武也沒有辦個展。我能在中國美術(shù)館辦個展，與當時中國美協(xié)領(lǐng)導(dǎo)人吳作人等也有關(guān)系，吳作人真是支持我啊，劉開渠、丁井文這一幫領(lǐng)導(dǎo)幫了我，中國美協(xié)當時給我開這個展覽會也是一種解放思想。因為文革十年，中國人民的思想一直是這么禁錮，像緊箍咒一樣箍著，他們一看文革后期還有韓美林這些作品這么鮮活，充滿著愛。

　　記者:文革后期,從監(jiān)獄放出來時您已過了而立之年,如何在短短幾年后就做到藝術(shù)上的一鳴驚人?

　　韓美林:關(guān)著我的5年我也沒有歇著，我是個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天天我就用一根筷子沾著水在破褲子上畫畫，光褲子上磨出的補丁就換了上百塊。放出來以后我就開始了新的試驗，我先在硬紙上用底紋筆刷上一層水，趁水沒干的時候著墨，我后來發(fā)現(xiàn)，墨色會借著水勢在紙上滲透，有那么一種“暈染”的效果，這樣反復(fù)試驗出來的小動物都毛茸茸的，鮮活活的。當時我畫了一幅《患難小友》，不少人都說很喜歡。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被下放到淮南瓷廠勞改，在最苦悶的時候碰上一只卷毛小狗“二黑”，那時這條“二黑”很臟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塊肉。之后“二黑”天天跟著我，我哭它也哭，我進高溫窯洞燒瓷器,“二黑”熱得四個小爪子輪流換著著地，也不出來就在里頭跟著我。文革里頭我被扣上了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它沒人肯理我，后來被武斗隊一頓拳打腳踢，誰知“二黑”突然就從人群里躥過來，搖著尾巴伸出舌頭舔我。那時候我妻離子散、被打折了腿、挑斷了右手筋，我都沒哭，但是這只“二黑”對我的感情，讓我一下子就哭了出來。誰知道那些武斗隊的人多狠?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打斷了它的脊骨，直到我被抓進了監(jiān)獄，才聽說“二黑”不吃不喝，苦叫了三天才死?，F(xiàn)在想想在最黑暗的時期人家都不理我，政審?fù)炅宋覐谋O(jiān)獄里放出來，斗我的人也進了監(jiān)獄，沒有人斗我了，我就趁這個時機猛攻藝術(shù)。那種感覺就像個炸彈一樣，有30度的安全角，我就躲在安全角里邊，等于說文革最后那幾年你就算再“炸”，我那里是個安全角，我如饑似渴地看書。

　　記者:聽說您前幾年的集大成之作《天書》,就起步于文革后的那幾年?

　　韓美林:文革最高潮的時候，有一天我?guī)е鴥蓚€侄子去逛街，回來順路進了古舊書店，我一眼就看到了《六書分類》四個大字，它就像對我擠眉弄眼的老朋友，我激動得直哆嗦，讓服務(wù)員趕緊拿過來，急不可待的還沒翻一頁就渾身發(fā)冷、發(fā)抖，趴在書上哭起來，那時候我剛剛出獄，什么也不怕了，甩掉兩個拐杖將書抱了起來。那時候我妻離子散、人陷低谷，卻好像看到了曙光。

　　文革最后的那幾年，我開始四處收集中國的古文字，我走遍全國，后來干脆每年例行的大篷車走南闖北，專門去那些深山老林、黃土沙海。我去了賀蘭山、卓姿山、陰山、黑山,還有云南滄源、元江和當時尚在戰(zhàn)火之中的麻栗坡，僅是云南之行就走了一萬多公里。我還帶著我的學(xué)生，發(fā)動一幫小孩兒跟著我。我說咱們到古窯址去啊，給他們點好吃的就跟我走，我打個旗子，后邊跟一串孩子，文革后期就沒人管我了，你說我抄古文字能犯什么罪呢?

　　我們到上海郊外的一些考古工地去找碎瓦片，小孩兒的嘴啊在那咕嚕著塊糖，翻那些碎陶片給我看，我就抄下來,一直積累著。十七八年的時間里我都沒有碰女人，因為誰也不敢給我介紹，我是個反革命。所以就死了心地做學(xué)問，做到心無旁騖。經(jīng)歷了苦難，但作品不是苦難而是樂觀的，我這么些作品里沒有一件是悲觀訴苦的。決不訴苦這就是要做到天時地利人和，缺少哪一樣也不行。

　　當然《天書》最后的成功還是得益于啟功老先生的點撥。20多年前我在香港碰到啟功，他看到我本子上到處抄來的古文字，說我“簡直是在辦收容所”，鼓勵我用書法的形式寫下來。此后20多年里我就下定決心，到處尋訪這些無家可歸的古文字，到了賀蘭山、桌子山、黑山,還有云南滄源、元江等地，收集了3萬多的古文字才終于寫成了《天書》。但是還沒有出完，我準備出《天書》的下半集和中國古文字大典，這工程可是太浩大了，起碼得一二百人的一個大工程。我準備做成一個古文字大典,可能有30本到35本，是一部汗牛充棟的作品，我對這個著魔了,必須一直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