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與古希臘 “分”與“合”有本質不同

對“分”與“合”，戰(zhàn)國與古希臘的政治觀念完全不同。

中國上古時代也曾經有過萬邦林立、一城一國的局面，類似于希臘城邦世界。到周初還剩一千八百個部落方國。但最終這些城邦沒有長期分立，而是在爭斗吞并中形成了地區(qū)性王國，進而發(fā)展成統(tǒng)一王朝。表面上看，西亞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蘇美爾、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其實不一樣。亞非古國靠的是“神權”，中國靠的是世俗倫理共識。

夏商周時的邦國世界中，始終存在一個從政治實力到文化影響都處于絕對優(yōu)勢的大邦，作為名義或實際上的共主。誰能當共主，取決于誰擁有唯一的天命。天命同時包括了武力和道德。道德不是以神權，而是以民心做基礎。誰能既強大又保民，誰才能擁有天命。否則，天命就會轉移。就會發(fā)生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但失去天命的邦國并不會被滅亡，而是作為服從秩序者繼續(xù)生存發(fā)展。戰(zhàn)國七雄雖不再服從周天子，但卻共同認為天命只有一個，分治不能長久。諸子百家爭論如此尖銳，卻也共同認為，建立統(tǒng)一的秩序，才是由亂入治的要道。同時代的希臘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只有不同的聯(lián)盟，互相斗爭而從不認為存在一個“共同的秩序”。

戰(zhàn)國七雄 | 圖源網(wǎng)絡

從城邦之間的關系來看，周人的新封國對周天子負有拱衛(wèi)責任，非周人的封國通過與周王朝聯(lián)姻而建立親戚關系。封國之間有一整套規(guī)矩要遵循，比如一國發(fā)生瘟疫，其他國家要支持財物；一國發(fā)生災荒，其他國家要借糧；一國有喜事喪事，各國要前往慶賀哀悼。這些責任是強制性的，由天子負責維持。即便在天子權威減弱的春秋時代，霸主們也要維持這套規(guī)矩才能當霸主。這就強化了邦國之間同屬“華夏世界”的認同。而希臘城邦之間，雖然祖先的血緣有一定關系，但彼此之間沒有建立責任關系。即便是從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對母邦也沒有責任義務，甚至經常反戈一擊。希臘人也苦惱于這一點，舉辦各種大型節(jié)慶和賽事的初衷，就是為了“喚醒”同為希臘人的認同。但即便在希波戰(zhàn)爭時，希臘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

兩種文明根性塑造了兩種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斷走向分。從地域上分，從民族上分，從語言上分。其間也有統(tǒng)一的努力，如羅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趨勢占據(jù)主流，最終歸結到了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中國則不斷走向合。從地域上合，從民族上合，從語言上合，其間也有分離的時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沖擊，但合的趨勢占主流。造就了中華文明的集體主義根性。

中華文明并不是沒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對于“分合關系”論述最為明確。他說，人體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獸而生存？因為人能組織成集體。組成集體的關鍵在“分工”。即確定不同的社會角色，但要對彼此承擔起責任。只要分工符合“禮義”，就能整合社會。因此，分是為了和，和是為了統(tǒng)一，統(tǒng)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大，強大則能夠改造自然。

（本文作者系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