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lǐng)域的知名學者。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他主要從事魯迅、郁達夫、冰心、高曉聲、陸文夫等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致力于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研究，并作出卓越貢獻。

范先生對新文學的研究擲地有聲，對通俗文學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鴻溝”，改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其研究貢獻、勤勉學風、人格精神永遠垂范后學。

智慧守元氣

1945年，14歲的范伯群離開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蘇州念書。從此，這座秀雅的江南古城留住了他大半輩的人生。

到了蘇州，范伯群就讀于私立樂群中學初中部和伯樂中學高中部。學生時代的他意氣風發(fā)，精神昂揚。1949年9月，他作為學聯(lián)代表參加了蘇州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迎接新中國到來。

1951年，范伯群考取了復旦大學中文系?！叭赵鹿馊A，旦復旦兮”，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光讓他找到了人生志趣。當時，在復旦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吳文祺等著名學者，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蘇步青、陳建功、吳敬璉等教授相繼調(diào)入復旦大學，這些名師的指導陶冶著范伯群的大學時光，尤其是賈植芳先生的到來，對青年范伯群影響深遠。

賈植芳在復旦開設(shè)“現(xiàn)代文學作品選讀”“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等課程，范伯群和曾華鵬、施昌東成了賈植芳最欣賞和器重的學生。大三下學期，賈植芳給范伯群他們布置了畢業(yè)論文，范伯群的論文是寫《王魯彥論》。

作家研究，為范伯群的學術(shù)事業(yè)打下了最初的堅實基礎(chǔ)。2008年，賈植芳逝世，在追悼會上，范伯群代表弟子發(fā)言：“我是1952年拜在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學生的。在這56年的歲月里，追隨先生左右，我時時深感，能成為賈先生的學生，對我來說，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賈先生不僅教我們?nèi)绾巍_’學術(shù)研究之‘竅’，更是言傳身教，教我如何才能做一個光輝的人?！?/p>

受到賈植芳的影響，范伯群也用他的一生“寫出了一個光輝的‘人’字”。

臨近大學畢業(yè)，正當充滿期待的學術(shù)前景展現(xiàn)在范伯群面前時，賈植芳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被捕入獄。因為和賈植芳密切的師生關(guān)系，范伯群經(jīng)隔離審查后離開了復旦。

青春年代的燦爛前景突然之間變得一片晦暗?！叭胃蹧]有碼頭，我在船員的幫助下，先用一根繩子將鋪蓋行李吊到小劃子上，然后再將我吊下去，小劃子搖到岸邊，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該登上大學講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學當起了一名語文教師，以后的二十年，他的人生處在壓抑之中。

然而，踏實認真的工作與不凡的才華，讓范伯群贏得了學生的敬仰。南通中學的學生后來有的當了小學校長，有的當了中學校長，他們?nèi)缃穸家寻耸鄽q高齡，但仍會從南通跑到蘇州，仍會寫文章感念師恩。

中學教師的工作，沒有終止范伯群對學術(shù)的信仰。1956年，他開始和同窗好友曾華鵬合作，撰寫作家論。1957年，《人民文學》第5、6期發(fā)表了他和曾華鵬的研究成果——4萬字的《郁達夫論》。秦兆陽在《編后記》里說：“我們愿以發(fā)表《郁達夫論》作為一個開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夠?qū)ξ覈F(xiàn)代以及當代的許多作家進行深入的研究。”

《郁達夫論》不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也是新中國學術(shù)界研究現(xiàn)當代作家的“一個開始”。而這位站在學界潮頭的研究者，當時只有26歲。

從《郁達夫論》開始，研究冰心、王魯彥、蔣光赤、葉紹鈞的論文一篇接一篇寫了出來。范伯群因成績突出，被調(diào)入江蘇省文聯(lián)理論研究室。然而，勤奮努力帶來的有所起色的人生事業(yè)又被打斷，“文革”開始了。

范伯群進了“五七”干校。天生的不屈、樂觀的韌性，讓他依舊能在那樣一個艱苦躁亂的年代沉下心來讀書?！霸诟尚Ｖ荒茏x一種書，那就是‘毛選’。但由于毛主席說要‘讀點魯迅’，這樣我就將《魯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做‘杭唷杭唷派’，晚上就在燈下讀魯迅的著作。當對我的監(jiān)督勞動放松一點時，星期天就允許我自由活動了。我就借了一輛自行車，騎車直奔鎮(zhèn)江碼頭，買一張渡輪票，推車上了六圩。再一口氣飛車到達揚州師范學院，找到了曾華鵬。我們兩人交談時都感到在這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日子里，我們得保持自己的‘智力活動’的元氣。”

在“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日子里”，魯迅成為范伯群的精神支撐與智慧動力。“文革”后，一篇篇研究魯迅作品的論文發(fā)表，1986年范伯群與曾華鵬合著的《魯迅小說新論》一書出版。這部書既是一部魯迅研究史上得風氣之先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位時代知識者堅韌學術(shù)生命的見證。

雅俗雙翼飛

1978年，范伯群調(diào)入江蘇師范學院，即后來的蘇州大學，開始了高校教師的生涯。這距離1955年他離開復旦時懷揣的夢想，已過去了20多年。其后來收入《魯迅小說新論》中的系列論文的最初一篇也于這時發(fā)表。

1978年，《文學評論》第4期刊出《論〈藥〉——魯迅小說研究之一》，這是“文革”以后復刊的《文學評論》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引起當時百廢待興的學界的極大關(guān)注。從1978年到1986年，范伯群與曾華鵬合作的魯迅研究成果接連不斷問世，“以魯釋魯”，既為“文革”以后的學術(shù)界提供了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示范，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重帷幕。

與魯迅研究成果同時問世的還有《王魯彥論》《現(xiàn)代四作家論》《冰心評傳》《郁達夫評傳》等著作。它們的出現(xiàn)不是草率成之，而是經(jīng)過了近三十年的積累、思考、寫作與沉潛，一旦許可，便噴涌而出。范伯群智慧的元氣終于可以發(fā)揮出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被調(diào)入江蘇省文聯(lián)理論研究室，后來還兼任《雨花》雜志編輯部理論組組長。在江蘇省文聯(lián)工作期間，他和艾煊、陸文夫、高曉聲成了朋友，經(jīng)常在一起切磋交流。1979年，范伯群評論艾煊《碧螺春訊》的文章發(fā)表在《新華日報》，1981年發(fā)表《陸文夫論》，1982年發(fā)表《高曉聲論》，之后有多篇當代作家評論問世。

作為批評家的范伯群，對于他同時代的作家有一種了解的同情，時代的共同際遇，讓他在這些當代作家身上照見了彼此的心靈。范伯群撰寫的當代作家評論深刻精準又滿含情意，具有當下意識，又承負歷史重量。

作家與批評家的位置是相互的，批評家可以借鑒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作家可以成就批評家的眼光見識。當范伯群在學術(shù)研究之路開疆拓土之時，作家艾煊發(fā)表評論文章《找回另一只翅膀》，用一個生動描述來形容范伯群孜孜以求的學術(shù)之路。

而這“另一只翅膀”就是通俗文學。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xiàn)代文學研究室組織編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分配給蘇州大學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的任務(wù)是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正因如此，范伯群開始了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的研究。

范伯群對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研究的貢獻主要在于五個方面——

一是整理史料，奠定通俗文學研究以至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基礎(chǔ)；二是開辟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研究領(lǐng)域，糾正長期以來對通俗文學的偏見，還其本來面目；三是確立通俗文學的歷史地位，它和新文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兩翼；四是樹立“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構(gòu)建新的方法論體系；五是重新衡量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起點，提出諸多重要的具有影響的學術(shù)觀點。

《禮拜六的蝴蝶夢》《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中國市民大眾文學百年回眸》《晚清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鴛鴦蝴蝶派作品選》《周瘦鵑文集》以及“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等等，一部又一部著作和史料集改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改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格局。

范伯群由此成為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人。

除好友艾煊之外，范伯群最在意的還是賈植芳先生對其研究的評定。1999年，賈植芳為《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寫序道：“由于某種歷史的‘誤解’與‘誤導’，我們的文學研究曾經(jīng)自覺地將俗文學這一支系排除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之外，即或偶爾提及，也是當作文學史的逆流來批判的。這種誤解出于一種偏見，偏見導致無知，而無知又進一步導致了偏見。要破除這種偏見和無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種研究的態(tài)度。范伯群們現(xiàn)在做出的成果，其意義正在于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找回另一只翅膀’?！?/p>

這一肯定充分確立了范伯群通俗文學研究的學科價值。同樣在《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中，范伯群寫道：“近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種共識，應(yīng)該將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攝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是我們文學的雙翼，今后編撰的文學史應(yīng)是雙翼齊飛的文學史?！?/p>

從魯迅到通俗文學，范伯群的學術(shù)成就彰顯出雅俗雙翼飛的宏大氣象。但是“雙翼”畢竟是“兩只”翅膀，雅俗之間不應(yīng)壁壘分明。1983年，范伯群發(fā)表論文《魯迅論鴛鴦蝴蝶派》就展現(xiàn)了雅俗文學之間的交互性質(zhì)。

范伯群為自己的學術(shù)論著自選集命名為《填平雅俗鴻溝》，堅定表明“填平有期，填平必定”的信念?！而x鴦蝴蝶派文學資料》面世之時，范伯群已53歲，自此“填平雅俗鴻溝”的努力一直堅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遇逢心有寄

不管處于什么樣的人生境遇，范伯群總是盡己所能，做出最好的成績。剛懂事就遭逢日寇侵華，災(zāi)難歲月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堅毅的種子。大學畢業(yè)后，遭遇種種磨難，但他初心不改：“我是用青春活力和求知欲望逐漸醫(yī)好我心靈的創(chuàng)傷的。”

干校期間，范伯群喂豬養(yǎng)鵝，看守菜園，當食堂伙夫，做好了以后從干校“畢業(yè)”開個包子鋪的心理準備。不過，他滿腦子想著的還是如何讀魯迅、如何寫文章。這期間和他一路偕行的是同窗好友曾華鵬。

范伯群和曾華鵬的深厚友誼是當代學術(shù)界的佳話。范伯群說他倆是患難之交，也是一對“雙打選手”。離開復旦時，兩人相約，今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文學崗位。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發(fā)表的論文、出版的著作，都會同時署上兩個人的名字。這些論文和著作，既是二人精神交流、保存智慧的結(jié)晶，也是抵御磨難、共同奮斗的見證。

雖然分處兩地，二人卻書信不斷。年輕時，可以一輛自行車、一張輪渡票，知己相聚首。年老后，出行不便，就每天電話，互問短長。他們一生真誠的友誼是兩個純粹靈魂的相遇，能夠化成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人生信念。

即便生活艱難，只要有信念支撐，就會存在精神樂園。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研究歲月，范伯群是在蘇州觀前街附近的一條巷子里度過的。范伯群把一張床、一張桌安放在四平方米的過道內(nèi)，這就是他的“蘇州四平園”。時光輾轉(zhuǎn)，七八十歲，他還是獨居在一間小屋里，一張床、一張桌，一部部厚重的書，一篇篇有分量的論文就這樣寫了出來。誠可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1983年，范伯群被任命為蘇州大學中文系主任，從和曾華鵬的“雙打選手”逐漸成為一名學科帶頭人。在范伯群任系主任之前，蘇大中文系還一直承襲著師范院校只重教學的狀況?！敖K師范學院”轉(zhuǎn)變成“蘇州大學”，這其間也傾注了范伯群個人不可磨滅的貢獻。

范伯群心胸開闊，視野宏大，為了系科發(fā)展，他培養(yǎng)人才、申報項目、引進專家。1986年，蘇大中文系有六名正教授，是當時全校正教授最多的一個系。他領(lǐng)銜的《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被列為“七五”國家社科規(guī)劃重點項目，成為首批十五個國家重點社科項目之一。

范伯群擔任系主任的五年間，中文系的科研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科研立系”的思路奠定了蘇大中文系在全國高校學界的地位。1990年，蘇大獲準建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點，范伯群成為這一博士點的創(chuàng)點導師。而中文系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古代文學都被列為江蘇省重點學科。

2001年，范伯群退休。他在《“過客”：夕陽余暉下的彷徨》中說：“通知我退休時，我也十分訝異，剛工作不久，怎么就要退休了？”然而，退休歲月成就了范伯群學術(shù)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在文章中多次談到退休與研究的關(guān)系：季羨林“從70歲到90多歲高齡，除休養(yǎng)之外，他在退休后，至少有20年用在手不釋卷和筆耕不輟的勤奮中，20年就是5倍于大學本科學習的時間。他就又進了5次‘季羨林自修大學’；就研究而言，他就等于做了20年‘季羨林研究院’的專職研究員。這大概是世界上檔次最高的大學與研究機構(gòu)了?！?/p>

以敬重的學者為榜樣，范伯群也建造了自己“檔次最高的大學與研究機構(gòu)”。他更以熟悉的作家為楷模：“冰心說過：‘人生從八十開始?！畹?9。如此說來，我們都還在人生的起跑線上等待發(fā)令槍響起，我們也還有編織青春之夢的很漫長很漫長的時光。”

摒擋了繁雜的行政工作，卸下了負重的俗事困擾，范伯群開始了新的學術(shù)生命。

2007年《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出版，這部書解決了文學史上的一些關(guān)鍵問題，為歷史“存真”，是范伯群一生最重要的學術(shù)專著。時年，他76歲。2009年《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出版，標志著范伯群對于雅俗文學關(guān)系、文學史認知觀念的最終定型。從“雙翼齊飛”到“多元共生”，既是范伯群對自己學術(shù)思想的概括，也是他晚年對人生經(jīng)驗的一個總結(jié)。

明月正東升

范伯群對于學術(shù)事業(yè)的虔誠用心，從青年到暮年，從未止息。2013年，《填平雅俗鴻溝》一書出版，82歲的范伯群在《自序》中寫道：“填平這條鴻溝的艱巨而細致的工程也自有后來人。過去常在‘夕陽無限好’之后，緊接著加上‘只是近黃昏’的輕輕的一聲嘆息。但我堅信，在‘夕陽無限好’時，一輪‘明月正東升’?！边@正是范伯群的晚年心志。

“明月正東升”應(yīng)該有兩層意思：一是表明范伯群對自己學術(shù)事業(yè)的孜孜以求，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壯心不已；二是表達出作為導師的范伯群對“后來人”的希望，他希望自己開創(chuàng)的學科領(lǐng)域、治學路徑能由弟子們接續(xù)下去，一代又一代，發(fā)展創(chuàng)新。他說：“太陽與月亮的交接班，就體現(xiàn)了這生生不息的代代相傳，真可謂‘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范伯群是博士生導師，也當過中學教師，培養(yǎng)了一批批本科生、研究生。這些學生有的成了博導，有的成了企事業(yè)單位的領(lǐng)導，還有的已功成身退，但不管學生們?nèi)〉枚啻蟪煽?，他們都會把師恩感念在心?/p>

師者仁心。范伯群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在教學上嚴格要求，在生活上關(guān)愛備至。只要學生開口求助，即使只是家事，他都會傾力相助。他的一位夜大的學生回憶道：“30多年來，我與范老的交往頻繁數(shù)以百計，皆為私交，無一公干。范老平易近人，毫無文學大咖的架勢。每次相見，他總是以禮相待，問長問短，從寫作、工作到家事，無所不及。有時候，范老還與我分享他的秘密，對我付出了寬厚、仁愛、平等之心，讓我如沐春風，深感溫暖。以至于我在他的面前，能夠敞開胸懷，無所顧忌地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向他傾訴，不隱瞞不設(shè)防。”這種毫無功利的坦誠交往，能見出一個人處世的風度氣質(zhì)。對于師者、學者而言，更能成就一種高貴與不朽。

與其他導師不同的是，范伯群不僅培養(yǎng)自己的學生，還教導學生的學生。他扶植了兩代學生的成長。這在學界是少有的事。2000年，范伯群主編并參與撰寫的《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出版，榮獲多種獎項，合作撰寫這部厚重之書的主要是范伯群的入室弟子。

《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的出版，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舉足輕重之事，范門弟子在這部著作中集體亮相?！胺堕T弟子”是學界對范伯群領(lǐng)銜的通俗文學研究團隊的尊稱，也是對范伯群培養(yǎng)的學者的統(tǒng)稱，他們活躍在全國高校、研究機構(gòu)、文化單位，是現(xiàn)今科研教學與文化生產(chǎn)的資深力量。他們有的已屆花甲，卻依然在把范門之風傳授給下一代學人。

2017年，86歲的范伯群主編并參與撰寫的《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出版，同樣是上下兩厚冊，100余萬字。這部書的合作者大都是范伯群的再傳弟子。他親自召集這些小輩學生開會研討，親自為他們修改書稿。

《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每一個字都傾注著仁師范伯群的心力，它的出版同樣得到學界的極大關(guān)注與高度贊譽。范伯群在《后記》中寫道：“我也深深感到通過這個項目的實踐，通俗文學研究是后繼有人的，‘第三代’一定能接過第一、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我們這一研究專業(yè)方向今后一定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也有希望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使我感到無比欣慰！”

不幸的是，10個月之后，范伯群先生駕鶴西去，他的兩代弟子再也不能濡沐恩師的惠澤。然而，學術(shù)的生命永在，范伯群的博大胸懷與高瞻視野，深深影響著“范門弟子”，激勵他們努力前行。

在范伯群病危住院的前一日，他還在自己簡樸的小屋內(nèi)，在電腦上用放大的字體認真寫作《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外譯版。他的學術(shù)成就早已散播海外，而心念仍然如故。他晚年形容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是“爬小山坡”，“小山坡”爬了一座又一座，在別人的眼中已是高山仰止。

范伯群一生清正，他沒有因聲名卓著而怠惰不前，也沒有因德高望重而驕矜自耀。他是謙謙君子，斯文一脈。他踐行了從賈植芳那里學到的“人”字，并把這個“人”字傳給了他的學生。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精神風范在接續(xù)。

蘇州西郊的小王山，草木蒼翠，靜謐清幽。這里長眠著14歲來到姑蘇城的一代學者范伯群。盡管人生多舛，但卻矢志不移。鐫刻在他墓碑上的銘文言道：“復旦本色，姑蘇滄桑。研俗不俗，洪鐘大荒。樹人之風，山高水長?！?/p>

(作者：張蕾，女，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