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帶著命運無常感的悲傷故事——前男友上門糾纏前女友，結果殺死了后者的閨蜜。

沒有半點狗血，卻有一絲壯烈。

2016年11月3日，在位于日本東京的租屋門外，中國留學生江歌讓同學劉鑫先進屋，獨自應對跟蹤劉鑫而來的陳世峰。仗義執(zhí)言，化為血泊。

一扇門隔開生與死，躲在門內的劉鑫安然無恙。這扇門似乎還隔開了另一些東西，據鄰居回憶，樓道里曾傳來清晰的吵鬧聲，但在江歌倒下前，她守護別人的那扇門，不曾為她而開。

我不太確定，如果當時是我躲在那扇門后，會怎么想、怎么做，因為是人都會恐懼，這是人類作為動物的求生本能。沒有身臨其境，所有道德感十足的自詡都是洋洋大話。

在我們的世界里，拿時間軸和空間軸比量一下，到處都是一模一樣的故事。大到戰(zhàn)爭中，為自保而投敵，甚至幫助敵人殘害同胞。小到公車上，無視伸向別人口袋的手，甚至在有人與之對抗時仍然保持靜默。我們對做英雄的滋味缺乏想象力，卻生來明白傷口的真實和痛楚。

我們對孤獨感到恐懼，當大多數人都戴上紅色的袖箍，還有幾個人能堅持讓手臂赤裸著。我們對失去利益感到恐懼，如果全村男人的妻子都是買來的“商品”，哪個男人敢站出來為她們指出逃生的路。我們對死亡感到恐懼，面對獨裁者的槍和搶劫犯的刀，我亦不認為自己能最先感知他人的苦，并挺身而出。

同站在那扇門后，我知道劉鑫恐懼——門外那個男人，他威脅我尾隨我，他也許還要打我殺我。求你了老天爺，我好怕，讓我先躲一躲。

就好像某一刻，人群晃動著，“剛剛好”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清那個小偷了，于是告訴自己，就這樣吧，反正我一個人也改變不了什么。

盡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目擊者的沉默讓惡更加肆無忌憚，但法律說我不是共犯，誰又能制裁我呢？更何況，法律還說了，我可以先保護好自己。

陳世峰殘忍地掏出兇器，依傍的也許正是劉鑫的恐懼。然而直到這時，恐懼存在也好、被利用也好，都還沒有觸碰到一條底線，那條線在門打開之后才清晰可見。

我不清楚我會不會挺身而出，即使那個人因為保護我正在受到傷害。但我很清楚，當我完好無損地從門后走出來，應該去做什么。

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這都顯而易見：幫助受害人的家人，讓兇手受到懲罰。即使不談人性和道德，只談法律，也應該作為當事人協(xié)助警方調查。不少人可能還會多做一些什么，比如為怯懦的自己感到羞恥，比如傾盡全力報償恩人的母親。

如果恐懼真的有底線，那么毫無疑問，接下來，劉鑫突破了那條底線。

她不認可江歌的犧牲，無視江歌媽媽的聯(lián)絡，任由自己的家人侮辱和損害這位絕望的母親。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當江媽媽在網上發(fā)布信息尋找她之后，她威脅道：不刪帖就停止協(xié)助警方。

從“受害者”到“施害者”，不過是一道門的內外之別。門內的她，飽受威脅之苦，驚慌失措。一走出門，她就用起了兇手的招數，把這種威脅加諸他人。她從恐懼中生長出惡，并熟諳惡的運行法則。

也許劉鑫依然害怕，她不敢直面過去，不敢負擔當下，不敢承諾未來。但這種害怕已經擊穿了恐懼應有的底線。江歌失去了生命，而她還在害怕名譽受損，害怕正常生活被影響。

在輿論壓力面前，讓劉鑫說出真相就像讓她打開那扇通往未知恐懼的門一樣困難。她干脆讓它變成了“羅生門”，一會兒說“推了一下門被彈回來了”，一會兒又說“不知道門外是誰”。

如果我一定要戴上紅袖箍，至少我可以不對他人揮舞棍棒。如果我一定不敢摁住小偷的手，至少可以在有人沖上去時給予援助。如果我一定做不了第一個站出來對獨裁和暴行說不的英雄，至少我可以不做幫兇。

這是恐懼應有的底線，也是我們有別于動物的人性底線。

不過眼下，最讓人擔心的，還是公眾失焦的憤怒模糊了這件事真正的焦點——兇手應受什么懲罰。誰也不要認為翻了上百個網頁就能了解事件真相，誰也不要覺得自己內心的判決會優(yōu)于法槌的定論。

把陳世峰交給法律，把劉鑫交給時間。

只有最公正的裁決才能告慰那個美麗勇敢的女孩，當她把朋友推向安全的島嶼，獨自面對風暴之時，她已經突破了恐懼能控制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