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毛筆為主要書寫工具的年代，由于所有文官都曾練習(xí)過書法，熟稔書法的藝術(shù)語言，每一個為人作書的官員都明白，自己的字張掛在大庭廣眾之下，要接受一大批有書法修養(yǎng)的人們的檢驗。因此，李鴻章為了寫好一個父親生前命名的齋號，居然要練習(xí)十多天才下筆。也正因為持續(xù)不斷的鉆研，許多官員成為他們那個時代的重要書法家，何紹基、翁同龢的行草書、吳大澂的大篆，堪稱一流。但是，晚清的官員寫了那么多的字，在文人的日記和信札中，卻不見有賣字的記錄。

潤筆費時有 卻無人賣字

翁同龢的日記曾記載：“羅大春(福建總兵，號景山，其子蔭生門生)送別敬，受之，贈以扇一、條四。” “別敬”即禮金，是實實在在的銀子。翁同龢以一張扇面和四件條幅答謝，用的詞依然是“贈”，說明這是兩者之間的贈答，不能算買賣交易。

張德昌先生曾根據(jù)李慈銘的《越縵廬日記》，對李慈銘在京師為官期間的收入和支出做了非常具體的統(tǒng)計和分析。從所列收入來看，李慈銘為人撰寫行述、墓志銘、碑文、壽序等，收30、40、50、80、100兩不等的潤筆，但是卻沒有賣字的收入。京官收入不高，應(yīng)酬多，雖然能得到各種饋贈，但李慈銘的生活并不寬裕，有時甚至借債度日，相當(dāng)拮據(jù)。即便如此，不見其有賣字的收入記錄。是不是李慈銘的字寫得不夠好呢？并不是。從存世的李慈銘墨跡來看，他的字雖然談不上特別出色，但還是很不錯的。況且他在當(dāng)時的京師享有很高的文學(xué)聲譽，他的字在當(dāng)時可算是名人墨跡。

在近年來關(guān)于文人潤例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標示潤格賣字的，多為沒有出仕的文人、官員的幕僚和退休的官員。晚明李日華自訂潤例的第一句便是“予林居多暇，士友索書者坌集，因戲定規(guī)條”，明確說明是致仕后才賣字。雖然我們不能排除在任官員中也有賣字者，但應(yīng)是極少數(shù)，公開張貼潤例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為什么在任官員不賣字呢？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F(xiàn)任官員不賣字，應(yīng)該是官場行之已久的傳統(tǒng)，這與做官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收入有關(guān)。張仲禮先生在統(tǒng)計了中國古代官員的主要收入后這樣寫道：“這些估算，盡管有些帶點推測性，證實了公認的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里做官最能發(fā)財?shù)挠^點。官宦生涯不僅對官員本人是利益所在，對其家鄉(xiāng)也同樣有好處?！?/p>

除了上面這個主要原因外，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我們不妨設(shè)想一下官員開出潤格賣字可能會出現(xiàn)的問題。書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如此頻繁，壽聯(lián)、挽聯(lián)均為某些特定場合必須送去的，不但不賣，還要隨對聯(lián)送去銀兩作為壽禮或賻儀。那么壽序、墓志為什么就要付潤筆呢？壽序是逢大壽邀人作，才付潤筆。門生給老師寫壽序稱觴那是禮物，不會收錢，友人給友人寫壽序，也可以作為壽禮而不收錢。人一輩子死一次，墓志通常只有一篇，由一人撰寫，可以付潤筆。作文實在比寫字要慢得多?？扇粘５膽?yīng)酬書法，量如此大，這錢怎么收？如果官員賣字，這潤格怎樣訂？是根據(jù)官階的高低還是書法水平的高低？難道一品官員的潤格就高于二品官的？

書寫的實用性和必要性也是書法不宜買賣的原因之一。書寫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交流工具，日常使用書寫的工具和書法創(chuàng)作的工具完全一樣，實用和藝術(shù)的邊界從來就不是很清晰，文人們的信札、詩稿、賬目、藥方、筆記、日記基本都是用毛筆書寫的。文人一動筆就等于在“創(chuàng)作”書法，書法又如何能商業(yè)化？此外，雖然擅長書法的文人們是通過多年的練習(xí)才達到深湛的造詣，但是通常書寫一件書法作品的速度可以相當(dāng)迅捷。對于求字人來說，除了長篇巨制外，他不會認為自己的索求會給書寫者帶來很大的負擔(dān)，求一副對聯(lián)不就是請你大筆一揮，寫十幾個字嗎？

賣字不體面 贈字顯友情

官員們在有俸祿的時候，為增加收入而賣字，大概會被認為是不夠體面的事。清初書法家傅山曾慨嘆：“文章小技，于道未尊，況茲書寫，于道何有！吾家為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為人役，至我始苦應(yīng)接俗物?！备瞪讲辉鵀楣?，對他來說，賣字為生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何況官員們。即使是公開掛潤例賣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錢，潤例是對生人的。這個習(xí)俗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民國初年。也就是說，賣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當(dāng)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間。如果將書法都作為商品來處理，那對文人文化將是一個重大沖擊。比如說，在舊時代，友人之間的相互題跋和酬唱，是切磋交流的雅事。如果寫字收錢，成為商業(yè)活動，很多文人的交流活動也會受到影響。

晚清的官員們寫字如此多，也正和維持自己所處的那個集團的凝聚力有關(guān)。我們來看曾紀澤在光緒三年(1877年)五月廿九日的日記：“為眉生兩孫寫折扇各一柄，四體書，甚工密。”李鴻裔(眉生)是曾國藩的幕僚，雖比曾國藩小整整二十歲，但和曾國藩的關(guān)系極為親密。光緒三年這一年，李鴻裔46歲，在蘇州賦閑。李無子，立侄子賡猷為嗣，推測下來，李鴻裔的兩個孫子年紀不大，最多十幾歲。但曾紀澤卻也寫得十分用心，既用“四體書”，又“甚工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翁同龢為戈什(衛(wèi)兵)、巡捕、仆役和其他提供服務(wù)的人們書寫扇對，在晚清并不是特例。扇對是在支付了正常酬金后的額外禮品，表達對服務(wù)的感謝，而不是少付銀兩，以扇對抵值。這或許反映出了官員的禮品圈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但是，正因為是禮品，扇面上的官員的名款對禮品的收受者才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官員的書法不是商品，那么書法流通就始于互換、饋贈、索求，它的流通范圍雖有所擴展，但尚在掌控之內(nèi)。因為，一般地位卑微的人，并不能托人索求，只有那些有機會直接為官員提供了服務(wù)的人，才可以得到扇對禮品，而這樣的人總是有限。

那些送給衛(wèi)兵、仆役的字有多少幸存至今不詳。因此，我們很難將它們和送給友人的扇對做一比較。但可以指出，同樣是送扇對，仍有辦法做區(qū)隔。特別是扇面之間的差別，比對聯(lián)之間的差別大得多。書寫者可視贈與對象關(guān)系的親疏、地位的高低，在扇面的字數(shù)、字體、內(nèi)容、上款的稱謂和措辭等方面，來做區(qū)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