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不同城市收入水平差異，忽略不同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不同，忽略收入水平的增長來談高收入，必然有失公平性和科學性。

近日，國務院印發(fā)《關于激發(fā)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xiāng)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意見提出要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稅負，同時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jié)力度，堵塞高收入者非正規(guī)收入渠道，發(fā)揮收入調節(jié)功能。

之后，有媒體報道稱，年收入12萬元的即可稱為高收入群體，將在個稅改革短期和中期目標階段被重點調控。很快，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專家辟謠說，這一觀點是誤讀，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

其實，歷次的個稅修正以及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諸多文件，都沒有過把年收入12萬以上人群劃定為高收入群體的說法，但眾多人仍然擔憂自己“被高收入”，這就說明，個稅改革承載著公眾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期待。

個人所得稅作為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工具，是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由于免征額偏低，征收方式不合理，個稅時常被批評為“劫貧濟富”的“工薪稅”。個稅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改革呼聲一直很高。降低中等以下收入者稅負，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jié)力度，堵塞非正規(guī)收入渠道，毋庸置疑是個稅改革的方向，值得肯定和期待。

由于東中西部經濟社會發(fā)展差距很大，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很大差異，如何定義高收入必然引發(fā)爭議。比如在三四線城市，年薪十幾萬元可以算得上高收入，但在“北上廣深”以及多數(shù)二線城市，年薪十幾萬元并不高。以一個在北京租房的年輕人為例。在北五環(huán)外的回龍觀，租一個10多平方米的小單間，月租金就得2000元出頭。如果不想每天花兩三個小時在路上，而選擇在公司附近租房，房租恐怕將占到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是有房一族，情況就更加復雜了，說不定年薪十幾萬元剛夠還房貸。那么，將這一收入群體界定為高收入，顯然并不合理。

如何定義高收入群體，應該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變化，并且要考慮不同地區(qū)的收入水平差距。忽略不同城市收入水平差異，忽略不同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低不同，忽略收入水平的增長來談高收入，必然有失公平和科學。

個稅改革并不只是單純提高免征額、調整稅率，關鍵還在于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引入差別扣除項目，比如，滿足基本生活的首套房按揭貸款利息，房租支出，家庭贍養(yǎng)老人、撫養(yǎng)子女支出，以及個人職業(yè)發(fā)展的再教育費用等等。這樣才能夠讓個稅改革發(fā)揮好調節(jié)收入分配，讓廣大民眾感受到個稅調節(jié)所發(fā)揮的公平正義的作用。

而公眾之所以擔憂“被高收入”，還在于現(xiàn)行個稅征收方式不合理。由于我國個稅的收繳基本靠企事業(yè)單位工資發(fā)放環(huán)節(jié)的事前扣除。對于通過多元化途徑取得真正高收入的群體來說，很容易避稅。中國社科院今年5月發(fā)表的藍皮書指出，高收入群體實際繳納的稅額非常低，很多高收入納稅人甚至不繳納任何個人所得稅。最后，個稅稅負大部分落到了收入單一的工薪階層的人群身上。所以，改變個稅征收方式，加大對這部分人群的稅收征繳力度，也應該是個稅改革的著力點。

10年前，清華大學教授、社會學家李強提出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形”，社會中占多數(shù)的是底層。這種社會結構不利于社會穩(wěn)定，背離共同富裕目標，且是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10年后，李強修正了自己的觀點，提出中國已經進入“土字形”社會，原因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有所提高。而理想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形”，處于社會底層和頂層的人群占少數(shù)，中等收入群體占多數(shù)。建設“橄欖形”社會的重點就是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比重。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個稅改革也需要進行相應調整。（李一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