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清末“國語”成為一個流行的概念取代“官話”，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國語”又被“普通話”所取代，您怎么看近代中國標準語經(jīng)歷的兩次“正名”？

　　王東杰：這兩次“正名”都和政治思想的波動、政治權力的更迭有關。用“國語”取代“官話”，主要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啟動有關。它意味著一套統(tǒng)一的、標準的語言正式成為國家建設的目標。

　　我們可以借鑒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對“國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所做的區(qū)分來理解“官話”和“國語”的關系。史密斯認為，族群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群體。它“通常沒有政治目標，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公共文化”——只擁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共同的公共文化”卻是國族的一個“關鍵特征”。某些族群“為了立志成為國族并被承認為國族”，必須要發(fā)展一套“公共文化”。顯然，“官話”乃是族群的“共同的文化因素”之一，但既談不上“標準化”，也不針對“所有成員”；“國語”則是一群人“立志成為”并“被承認”為“國族”而自覺建設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為全體成員所共享。

　　“普通話”取代“國語”，也有其政治目的。這一概念的鼓吹者同樣想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國家。但他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與“國語”的擁護者產(chǎn)生了分歧：這個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中國應是怎樣的？不同階級、地區(qū)、民族在其中處于何種地位？最重要的，要達成這一理想，應依賴哪種力量，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普通話”原本是“國語”的同義詞，讓它單獨出來扮演“國語”批評者的角色，就是要承載“左翼”人士對這些問題的不同思考。而“左翼”人士的答案，既受到不同層次的政治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語言理論）的影響，也和不同時代變動著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如前所述，“普通話”的涵義實可以新政權的建立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頗有不同）。

　　20世紀80年代，曾有一批學者（主要是香港的語文工作者）建議取消“普通話”的說法，恢復“國語”概念，引起過一場討論。但官方并沒有采納。前面說過，從內涵上看，這兩個術語所指涉的對象其實并無差別。那么為什么不恢復“國語”稱謂呢？其中，民族平等是一個最重要的考慮。“普通話”只是漢語標準語，它當然還是各民族的交際語，但不是“國語”。與之類似，在民國時期曾經(jīng)極為流行的概念，如“國術”、“國醫(yī)”、“國劇”等，在20世紀50年代也一并被廢除，也都出于同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