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楊瀾，作為著名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她對慈善情有獨鐘，與夫君發(fā)起成立陽光文化基金，在流動兒童藝術教育方面做得風生水起；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10年間，她幾乎每一年的提案都跟慈善和公益有關。5月30日，在北京石景山區(qū)的打工子弟學校樹仁小學，陽光文化基金啟動藝術大篷車活動現(xiàn)場，新京報記者與之對話，走進她的公益之旅。

　　談受助與施助

　　出國留學得益正大老總白送獎學金

　　新京報：最開始接觸公益是什么時候？

　　楊瀾：我首先是一個受益者。1993年，我還在中央電視臺做主持人，有一次和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先生見面，他就說，楊瀾，我覺得你很有才干，但是你年輕時應該多學習。如果你能考上美國頂尖大學，我們基金會就給你出全額獎學金。

　　新京報：這是個很好的機會。

　　楊瀾：我當他在開玩笑，我當時正主持正大綜藝節(jié)目，要是去讀書，節(jié)目就沒法主持了，就對他說，這可能對您不太好吧。但他說，一個人的成長比節(jié)目重要得多。我問他，如果我拿了您企業(yè)的獎學金，需要為企業(yè)工作嗎？他說不需要，我們就是希望給你機會去學習。我挺感動。后來我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傳媒專業(yè)就讀并獲碩士學位。這是我最開始作為受益者的體會。

　　新京報：受助之后你回國開始反哺社會？

　　楊瀾：從1997年到2005年，我主要是個人參與各種捐贈活動。1997年，我做了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去拍山區(qū)農(nóng)村學校。當時，我跟一位母親聊天，她說希望讓女兒去上學，不要一輩子待在大山里。聊著聊著，問起彼此年齡，發(fā)現(xiàn)是同年生的。但從旁觀者角度看，她比我老十歲。這給我情感上挺大沖擊。

　　新京報：為什么？

　　楊瀾：我覺得，人的生活環(huán)境、出生環(huán)境沒法選擇，但因此會有很多不公平，如果他們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教育機會，也是他們一生辛勞的夢想出口。

　　新京報：這埋下了你后來做教育方向基金會的種子？

　　楊瀾：對。我們夫妻的父母都是老師，我們也沒什么爹可以拼，如果沒有教育和自身努力，不可能有一片天地。所以我相信教育，只有教育的機會能讓社會流動起來，讓孩子們能有公平的機會創(chuàng)造未來。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機會的平等。

　　新京報：你此后是否再遇謝國民先生，他怎么看你現(xiàn)在做的事？

　　楊瀾：見到過，我跟他說，我今天做的事很多都源于你當初對我的幫助，他也很欣慰。但他從來不會跟別人說怎么幫助過我，我覺得這是一種胸懷和態(tài)度。

　　談公益機構創(chuàng)辦

　　因陳逸飛病逝看到“生命很無常”

　　新京報：有什么事情觸動你做基金會？

　　楊瀾：我們創(chuàng)辦陽光文化基金會時，想法比較簡單，不想等年紀大了才去做公益慈善。當時還有件事情觸動我們，我很尊敬的大哥陳逸飛先生突然病逝，病逝前兩個月，我們還在談，應該一起做些文化方面的公益活動。他的突然離世讓我看到，他對后事沒有做詳盡的安排，引起家族里的一些矛盾，從旁觀者角度看，我們挺痛心的。后來我對老公說，生命很無常，該做的事情就不要再等了。

　　新京報：為什么一定要選擇辦基金會的方式？

　　楊瀾：到了2005年，我和先生商量，打算成立基金會。因為我覺得，每次都是大水了捐錢，學校沒操場了捐錢，沒系統(tǒng)性、連續(xù)性，我不太滿足于那種遇到災難就捐的隨機慈善行為，想做得系統(tǒng)一點，就在香港申請成立陽光文化基金會，這是2006年批準的。2009年，在內(nèi)地，我們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下成立陽光文化基金，當時的政策法規(guī)讓我們只能通過這種方式開展工作。

　　新京報：你和丈夫在基金上投了多少錢？會有固定捐助嗎？

　　楊瀾：我們每年都會有固定捐助，補充人員和辦公費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從基金會成立至今，我們個人直接現(xiàn)金捐贈有數(shù)千萬元。每年都會捐，且數(shù)額不斷上升，除保證基金會正常行政開支和運作外，項目中我們也捐了不少錢。具體數(shù)額我們不愿高調(diào)說，這幾年胡潤慈善榜一直把我們放上面，但這個數(shù)字不準確。

　　新京報：陽光文化基金是否有過籌款壓力？有哪些籌款方式？

　　楊瀾：從來沒面臨過籌款壓力，我們項目需要多少錢，能把多少錢管好，就募集多少錢，這是針對在內(nèi)地的陽光文化基金運作的方式。除了慈善晚宴，還有定向捐贈。雖然陽光文化基金有公募資格，但實際上沒做公募，都有定向捐贈，機構、企業(yè)家、社會各界的捐贈。

　　新京報：為何不用公募資格？

　　楊瀾：是因基金做的項目，我們先做預算，需要多少就籌集多少，不盲目擴大。如果一下子募到很多錢，而項目又沒做得很扎實的話，就會變成為了花錢而花錢，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