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被集藏愛好者稱為“紅色文獻”的革命歷史資料，在收藏市場上備受投資者追捧，價格扶搖直上，不少藏品拍賣價迭創(chuàng)新高。如2012年6月中旬，在上海泓盛春季拍賣紙雜文獻專場上，一本1848年出版的瑞典文原版《共產黨宣言》因其出版年代較早、存世非常稀少而備受追捧，經眾多買家?guī)资喌牟┺?，最終以80萬元的天價成交,“紅色文獻”收藏可謂正逢其時。

　　“紅色文獻”存量稀少、文物價值高

　　所謂“紅色文獻”，主要指1921年7月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之間由中國共產黨機關或各根據地所出版發(fā)行的各種文獻資料，其中包括黨的領袖著作、黨組織各類文件及根據地出版的各種書籍和報紙雜志等。這些“紅色文獻”是在十分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中發(fā)行的，當年的印刷數量本來就不多，一般也就幾千冊或數百冊，且經歷了持續(xù)戰(zhàn)火的洗禮，故留存下來品相完好的書刊很少，有些到今天已成為孤本了，如20世紀初葉最早翻譯發(fā)行的中文版《共產黨宣言》，現(xiàn)已非常罕見，其市場價早已高達數十萬元以上，“紅色文獻”在收藏和拍賣市場大受追捧也就不難理解了。

　　“紅色文獻”中最受市場青睞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由各根據地出版的早期毛澤東著作，包括各種單行本、選集本等，它們是“紅色文獻”的強勢龍頭品種。據悉現(xiàn)在國家機構收藏各類早期毛澤東著作約1700余種，民間約有3800多種。戰(zhàn)爭時期革命軍隊出版物則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紅色文獻”收藏板塊。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區(qū)出版物留存下來的數量并不多，而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等早中期出版的書刊更屬鳳毛麟角，它們是人民軍隊不斷成長和壯大的最好見證，是“紅色文獻”收藏中的珍罕之物，尤其是紅軍時期出版物如今已成為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八路軍、新四軍出版的書籍雖說偶爾還能覓到，但也早已價值不菲。

　　在我國各地出版的“紅色文獻”中，東北三省尤其是大連具有豐厚的“紅色文獻”收藏資源，值得收藏愛好者關注。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大連成了蘇軍軍管、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的特殊解放區(qū)。作為國內率先獲得解放的大城市，大連當時的出版條件要比其他解放區(qū)優(yōu)越得多。黨領導下的大眾書店、光華書店、友誼書店，都先后出版發(fā)行了大量的進步革命書刊。在抗戰(zhàn)勝利后至新中國建國前短短的三四年時間內，這三家書店共出版圖書近千種，數量達三四百萬冊以上。《毛澤東選集》、《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黨章》、《毛澤東印象》、《論聯(lián)合政府》、《論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年表附：毛澤東自傳》等“紅色文獻”中的經典品種，都曾在大連出版過，有些圖書還不止出過一個版本。此外，在這一時期，大連還出版發(fā)行了《民主青年》、《文林》、《友誼》、《學習生活》等多種雜志。大連出版的圖書紙質優(yōu)良，印刷精美，是“紅色文獻”中不可多得的佳品，很受全國各地藏家的青睞。

　　“紅色文獻”成交價與日俱增

　　據京、津、滬三地10多年來的拍賣數據統(tǒng)計表明，在近現(xiàn)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紅色文獻”的表現(xiàn)最為搶眼，單冊拍賣價成千上萬早已不是什么新聞，“紅色文獻”成交價格連續(xù)多年一直向上攀升。面對這些上世紀早中期出版的“紅色文獻”，過去，收藏界曾流傳過這樣一種說法：“四十年代的常見，三十年代的少見，二十年代的罕見。”其價格目前也基本分明，一般從數百元，到數千元、數萬元，直至數十萬元以上。

　　在各種“紅色文獻”收藏中，凡涉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的領袖人物的拍品，國內外的買家都會十分關注，收藏和研究這些中國革命歷史第一手資料的人不斷增多，“紅色文獻”收藏具有廣泛的國際市場。前些年國內有關媒體曾專門做過報道，早在10多年前，日本神田街“京都朋友書店”老板為了購買中國的“紅色文獻”，就專程從東京飛往北京參加中國書店的春季拍賣會，買入大量的早期《毛澤東選集》珍本。種種跡象表明，由于“紅色文獻”收藏入門門檻較低，近年來，除了國外買家，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國內收藏家也已開始青睞這類“紅色文獻”藏品，“紅色文獻”成交價格正與日俱增。如前兩年國內某知名舊書網站曾推出多部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出版的各種出版物，包括當年的解放區(qū)和國民黨當局出版的各種抗日書籍、報刊、材料、文件、傳單等。這些文獻資料因當時印刷條件的限制，印量本來就不大，加上年代久遠和戰(zhàn)亂等因素的損毀，留存下來的數量很少，故這些資料備受藏家青睞，部部火爆成交，成交價格屢創(chuàng)新高。

　　早中期“紅色文獻”中，有關紅軍內容的初版本書籍或雜志是十分稀罕的，其收藏價值是非常高的。記得5年前，筆者在一次大眾書刊拍賣會上，就曾親眼目睹兩種上世紀30年代出版的雜志以高價易手。一種是1937年7月上海人間書屋出版社編印的《逸經》半月刊第33期，刊登幽谷著《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這是國統(tǒng)區(qū)書刊中記述紅一方面軍長征全過程的最早的文章。幽谷，原名董健吾，董健吾曾化名王牧師，于1937年2月底進入陜北；另一種是5本合訂本，1937年11月8日至1938年1月18日，上海復旦大學編印的《文摘戰(zhàn)時旬刊》第5至9號，曾連載長風翻譯斯諾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此文后被收入斯諾所著《紅星照耀中國》的第5章。這些雜志因刊登了紅軍長征內容的文章，從而搭上了“紅色文獻”收藏這列快車，這些年來升值幅度驚人。

　　“紅色文獻”成書刊拍賣會香餑餑

　　“紅色文獻”成了書刊資料拍賣會上的香餑餑。“紅色文獻”收藏為什么這樣紅？其實，早在1993年“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之時，那一年，國內舉辦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北京中國書店首開國內書刊拍賣“紅色文獻”之先河，并直接刺激國內紅色收藏市場逐步走暖，除了早中期的“紅色文獻”外，連“文革”時期發(fā)行的紅寶書、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宣傳畫等也相繼成為熱門藏品，收藏者日益增多。

　　“紅色文獻”收藏之所以這樣紅，是因為“紅色文獻”在歷經了10多年的市場積累后，價值漸被發(fā)掘，價格節(jié)節(jié)攀升，和“文革”以前出版的老版本連環(huán)畫一樣，現(xiàn)已成為書刊收藏中最具人氣、最獲認同感的兩大板塊之一。前年國慶期間，筆者就曾在上海文廟舊書市場，看到一本1937年天津《大公報》出版的大32開本，由著名戰(zhàn)地記者范長江所著《中國的西北角》，該書共354頁。攤主索價竟高達2萬元。該書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收藏價值，是范長江于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歷時10個月，行程4000多里，在西北考察，寫了大量報道，并陸續(xù)在《大公報》上發(fā)表，披露了不少有關紅軍長征和中國共產黨的消息，成為當時在國內報紙公開報道紅軍正在進行著的長征之第一人，后作者將這些內容結集出版，即這本《中國的西北角》。該書開價雖高，但其升值潛力也的確不容小覷。

　　近年來，在各地舉辦的書刊拍賣會上，“紅色文獻”表現(xiàn)則愈加出色，如早在2008年4月26日北京德寶公司首次舉辦的“紅色收藏專場拍賣會”上，百余件“紅色文獻”受到了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等國內知名博物館及眾多紅色收藏者的熱捧。其中一套井岡山時期的《共產兒童讀本》，因其珍稀的文獻史料價值而備受矚目，最終以3.36萬元的價格被國家博物館買入；在大眾書刊資料拍賣會上，“紅色文獻”表現(xiàn)更加出色，在2010年11月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秋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一套品相很好的1944年5月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曾以21.28萬元的高價成交，并一時轟動藏書界。而同類藏品在2004年和2005年的書刊資料拍賣會上，一般成交價僅為數千元左右，其升值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尤其是在2013年6月中國書店舉辦的春季書刊資料拍賣會上，共展示書刊拍品1149件，成交了878件，成交額高達3126萬元，一舉刷新了歷年拍賣會成交額紀錄。其中，1970－1972年日本北望社和1983－1986年日本蒼蒼社出版的《毛澤東集》（10卷）、《毛澤東集補筆》（9卷）、《毛澤東著作年表》以12.65萬元成交；民國三十三年（1944）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5卷）以23萬元成交；1947年晉察冀新華書店初版《毛澤東選集》（1-6卷）以13.8萬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