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匡時聯(lián)合舉辦的“周作人與鄭子瑜通信座談會”在昆侖飯店隆重舉行。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曹聚仁之子、前鳳凰衛(wèi)視資訊臺副臺長、著名報人曹景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等研究周作人的權威專家學者出席了本次座談會。新加坡著名報人杜南發(fā)作書面發(fā)言。

　　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福建教育出版社、新加坡報業(yè)等十余家研究出版機構的代表共聚一堂，深入探討此批信札的歷史文化價值，并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與評價，并就周作人的通信、日記、手稿等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與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這組手札為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舊藏，以周作人致鄭子瑜的84通信札為主體，尚有豐子愷致鄭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簡又文、呂叔湘、陳子善等人致鄭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為鄭子瑜撰寫的書簽等，生動還原了當時學人交往的歷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國以后生活與思想轉(zhuǎn)變的極珍貴的史料。

　　對于這批信札，當日與會專家紛紛表示肯定，從歷史、出版、文學等多個角度闡釋了其重要的文獻價值。同時強調(diào)我們對信札等歷史文獻的研究和保護遠遠不夠，希望社會的各種力量凝聚起來，盡快推動周作人書信手稿等重要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表示：“這些年來我們越來越關注私人記憶的史料。因為傳統(tǒng)史學、正史側重于一些宏大敘事，對于歷史場景、歷史現(xiàn)場更多存在于私人記憶里邊，比如日記、書札、個人隨想等。出版社這幾年特別注重現(xiàn)場文獻的挖掘和影印。參與這批信札的出版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批東西，提高文獻的利用價值。”

　　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孫郁說：“現(xiàn)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夠認真來整理這些材料，特別是周作人的日記現(xiàn)在只出了一部分，他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記沒有都出來，鮑耀明先生的版本流傳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表示：“作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自己有責任把有關的研究資料提供給學術界，作為文化遺產(chǎn)保存下來，目前正考慮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由于經(jīng)歷過了動蕩時期，收集資料的過程非常困難。北京匡時能夠把拍品進行學術研究，這對于學術界研究者和拍賣市場是雙贏的。”

　　這批信札涉及諸多周作人與當時文人交往的記錄，并大量曝出關于其詩文重要出版的細節(jié)，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回憶道：“父親與周作人之間的通信很多。1960年，曹聚仁代《新晚報》向周作人約稿，曾要求道：‘寫得愈通俗越好。不必掉文，盡可能趣味化。’”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專家陳子善說：“這批信當中多次幾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雜詩抄》的編輯出版。當時鄭子瑜提出過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雜詩抄》出版，但過程非常曲折和復雜，《知堂雜詩抄》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來，才能夠看到周作人的這么一個作品。同時我們也看到周作人的為人，他畢竟是君子風度，當鄭子瑜表示沒有辦法印了，甚至建議說自己出錢，周作人馬上說不需要，從此以后也不再提到這部書。我看這個信的后半部分對這本書，周作人只字不提，因為他知道鄭子瑜碰到難處了，雖然他很希望這本書印出來，可惜他生前并沒有看到。”新加坡著名報人杜南發(fā)從鄭子瑜先生口述中得知關于《知堂雜詩抄》命名的問題。“知堂老人給鄭子瑜先生的信中間一個是《苦茶庵詩抄》和《知堂雜詩抄》兩個名字，由鄭子瑜先生自己選擇，最后我們看到的由岳麓書院出版的情況是選擇了《知堂雜詩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寫給鄭子瑜先生的書簽還是《老虎橋雜詩》的情況。”

　　《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畢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曹景行說：“1960年八九月間，《知堂回想錄》曾在香港《新晚報》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1970年5月，《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其時已在作者去世將近三年之后了?！吨没叵脘洝返某霭孢^程歷經(jīng)曲折，除了上世紀60年代的政治風險，還要承擔出版書籍的經(jīng)濟困難，尤其是在1970年左右，是父親身體最不好的時候，而在父親去世之前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知堂回想錄》的出版。”

　　據(jù)悉，此批學人手札即將亮相北京匡時2014年春拍的“百年遺墨——二十世紀名家書法專場”，并將于6月3日舉槌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