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農(nóng)工黨中央的政協(xié)提案中，建議取消歸口初選部門與省市推薦方式，完全由各學會負責推薦院士候選人。

　　2013年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科學院和工程院分別征求過意見。王夢恕給他所在的工程院提交了一份書面意見，建議取消工程管理學部——在工程院各個學部中，該學部最為人詬病的是，一些院士同時是官員。2000年工程管理學部設立時，就有不少院士擔心它變成“官員和企業(yè)家的俱樂部”。

　　他還主張，工程院評選院士時，專業(yè)設置要合理，不要“太雜、太俗”。比如環(huán)境與輕紡工程學部的謝劍平院士，出自煙草專業(yè)，當選之后爭議不斷。謝劍平的老師、已故的朱尊權院士，也是煙草生產(chǎn)與加工技術專家。此外，工程院還有“調(diào)料院士”。

　　王夢恕對記者說，據(jù)他所知，謝劍平院士的工作很扎實、品德也很好，“煙草院士”引起爭議，背后是學部專業(yè)設置的問題。應在國家更為重要的學科領域遴選院士，而現(xiàn)在的學科太多、太雜。

　　“我自己的感覺，總體來說院士制度是個好制度，包括遴選過程是好的。”周其鳳指出，除了客觀的學術、道德等標準之外，院士評選難免有人的因素起作用。比如，一位院士與候選人有很大的矛盾，就可能會極力反對，但這不是制度的問題，任何制度都無法去除人為因素。

　　他以自己所在的化學學部舉例說，投票時除了考慮學術水準和貢獻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學科的平衡，化學的分支很多，大家會考慮不能讓院士都集中在一個分支。“平衡”只是開會時主持人會提醒大家，適當考慮這個問題，但是怎么投票，仍是院士自己的權力。

　　曾宣布放棄參評院士的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也公開表示，評選中科院院士的體系，“大體上是比較公正的”。

　　“見了院士要尊重點”

　　在院士評選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做過大量探索，評選辦法不斷修訂和完善，比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1992年通過，此后每兩年修訂一次，迄今已改了10次。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用這句話來形容院士評選并無不當。2010年舉行的中國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會上，中國工程院原院長徐匡迪在做工作報告中坦言，院士增選工作受到的干擾有所增加，如候選人或其所在單位“助選”、“拉票”行為以及“集成、包裝”現(xiàn)象等。

　　在次年的增選中，中國工程院給候選人發(fā)了一封公開信，重申要杜絕助選、拉票等干擾院士評審和選舉的不正當活動。工程院院士聞玉梅、莊輝、曾溢滔、秦伯益發(fā)現(xiàn)，在公開信發(fā)出后，“助選”人員仍不放棄活動，甚至以主管部門的身份向院士“推薦”，繼續(xù)拉票。4位忍無可忍的院士聯(lián)名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們的心聲》。

　　他們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院士成為某些單位的“學術資源”，或是某些單位領導的“業(yè)績”。有些單位不惜出資“公關”、“包裝”。

　　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長江學者李永丹參加過“我心中的中國科學院”征文，他呼吁讓院士“走下神壇”。他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初院士數(shù)量很少，項目評審也少，90年代中期，科技經(jīng)費多了，論證會也多了起來，往往要請幾位院士出來，把他們“抬得高高的”，院士在資源分配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新世紀，各個單位就都明白了，原來院士多，有這么多好處，于是各單位在推舉院士上，也都熱心了起來?？萍冀绲纳贁?shù)擅鉆營的人，也看明白了門道，院士增選成了‘小華山論劍’。”

　　李永丹參加過一個學術活動，組織者在排主席臺上的座次時，要請院士坐主席臺，問哪一位外賓是院士。恰有一位是一個小國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臺上，而另一位外賓，是國際上一個大的學術領域的主席，卻沒有被請上臺。開幕式上還強調(diào)，臺上坐的，都是學術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領導。

　　他注意到，那位沒坐主席臺的國際聯(lián)合會主席，到中國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

　　這幾年，一些跟李永丹同齡的學者當了院士。有一次，他與一位老朋友、新院士開了幾句玩笑。過后，另一朋友提醒他——永丹，你以后見了院士要尊重點。

　　公關可能起到反作用

　　“有些院士年老了、糊涂了還去管事，這個顯然不好，我們是堅決反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數(shù)學家袁亞湘對記者說。

　　袁亞湘也希望破除對院士的盲目崇拜。“你要淡化‘院士’，比如你采訪我，你可以介紹我科技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不要動不動就說是‘院士’。”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別說是我們普通的院士，連白春禮這樣的科學院院長，都經(jīng)常被報成‘白春禮院士’。‘院士’最好不要出現(xiàn)在媒體。”袁亞湘說，國外媒體報道會說某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不會寫院士等頭銜。在國外開學術會議，誰也不會強調(diào)你是不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而是會介紹你是哪所大學教授，不會加個“院士尾巴”。

　　他記得，1996年自己還是個年輕學者，去參加香山科學會議，自己的名字就插在很多院士中間，比如北大的張恭慶院士、中科院的楊樂院士等，沒人在意這種事情。但是現(xiàn)在不管去哪里開會，一般都先把院士放在前面，可見風氣的變化。

　　他認為，有些地方政府或部門有意把院士的牌子“抬”了起來， 把本單位幾個人當了院士當成政績，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工作。要管住的是那些給“院士”稱號附加太多利益、把院士捧得過高的人。

　　“我們這些人，對‘跑院士’的人不齒，見都不見。評新院士時還是非常嚴格的。反過來說，院士評選上沒有這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袁亞湘說。

　　“公關不見得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可能會打負分。”周其鳳告訴記者，公關很多時候會給人們留下不好的印象。

　　對于院士制度改革，袁亞湘表示，院士們左右不了外界因素，從自身來講，改革就是要把國內(nèi)最優(yōu)秀的、各個學科有影響力的、學問上的確有突破性成果的人選進這個圈子。他覺得，個別院士、個別院士候選人的問題，不能擴大到整個制度上的問題。“你不能因為張曙光的事情來否定整個院士制度。這個邏輯是非?；奶频摹６宜€沒選上院士。”

　　另一方面，袁亞湘強調(diào)，一個人能否當選院士有很多影響因素，很多優(yōu)秀的人才完全具有院士水平，卻與這個稱號失之交臂。這跟諾貝爾獎總有“遺珠”一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袁亞湘強調(diào)，更應盡量淡化“院士”這個頭銜。“當前的問題，還是需要大家回歸自然，淡化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