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一家

港九地區(qū)營救路線示意圖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大批文化人滯留在此。在這一艱難時期，共產黨人不惜代價、不計犧牲地從香港營救出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員共計800余人。

日前，廣東省惠州市政協(xié)編輯整理出版了《惠州文史輯錄：香港秘密大營救在惠州史錄》一書，收集了茅盾夫婦、鄒韜奮等大批文化人經廣東省惠州市安全北上的史料、留在當地的歷史遺跡，以及當時親歷者的回憶記錄，使我們今天仍可能還原這一改變中國文化圖譜的歷史細節(jié)。

三封電報

“1942年的新年，香港的居民是帶著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在恐怖的氣氛中渡過的?！边@是時任《現(xiàn)世界》雜志編輯胡耐秋對1942年新年的記憶。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的高音喇叭持續(xù)在大街上廣播：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軍報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

街邊的海報廳里貼滿通令，影院里也打出幻燈：點名“請”梅蘭芳、蔡楚生（著名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著名電影導演）等文化人到日軍司令部所在地——半島酒店“會面”。

戈寶權（翻譯家、外交家）曾在敵偽出版的報紙上看到，日本特務借用內山完造（魯迅好友）的名義刊登啟事，說他已來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漢、茅盾等諸位先生見面。

“一天夜里，有幾個偽軍突然闖進來，氣勢洶洶地用刺刀頂著我的胸口，要搜查。我以前去過日本，會幾句日本話，就用日語喝斥（呵斥）道：‘你們要干什么？’他們一聽就軟下來了，大概是以為我和日本人有關系，不敢貿然得罪，慌里慌張地跑了。”當時滯留香港的張友漁（現(xiàn)代法學家、新聞學家、國際問題專家）事后回憶。

這些滯留在香港的文化人，是日軍攻占上海、南京之后，在中共的幫助下轉移到香港的。

共產黨也在尋找這些老朋友。1941年12月9日，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從重慶給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發(fā)電，告訴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和潘漢年：“……香港人士的退路，除了去廣州灣、東江以外，馬來亞亦可去一些。如能留港或將來可去馬來亞和上海的盡量留下，如能去瓊崖與東江游擊隊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又不能去游擊隊的人員，即轉入內地，先到桂林。”

在延安的毛澤東也緊急致電周恩來：許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這批人士好些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后方安全地區(qū)。

不久，廖承志、潘漢年接到周恩來的第二次來電：“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處置？尤其九龍朋友已否退出？能否有一部分人隱蔽？與曾生部及海南島能否聯(lián)系？”

為了完成周恩來交代的任務，廖承志、潘漢年最先想到的人是：連貫（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華僑工委委員）和喬冠華。連貫是廣東人，一直在廣東從事地下工作，交友甚廣，尤其在華僑中有許多朋友。喬冠華與在廣東駐軍的趙一肩是留德同學，回國之初，喬冠華經趙一肩引薦，曾被現(xiàn)在同駐廣東的余漢謀留在司令部工作。

這個班子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到哪里尋找這些文化界人士？

暗中尋人

“找人”成了十萬火急的事情。

即使是和平年代，在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城市里，找到一個躲避起來的人，也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是在日軍占領香港后，兵荒馬亂之下，這些文化人都各自隱蔽起來了。而且大都是沒有組織分散隱蔽的，許多人進行了多次的搬遷：有的藏到已停業(yè)的舞廳里；有的住到米鋪里；有的女同志當了女仆。

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劉少文和梁廣負責找人。他們派出熟悉香港情況的潘柱等人，根據廖承志提供的名單，通過各種關系找人，把他們集中到較安全的地方，等待撤退命令?！渡睢分芸木庉嬓觳吭鴧⒓印罢胰恕保骸啊瓌⑶鍝P（最早的女黨員之一）大姐原在九龍辦了一所女子中學。港九戰(zhàn)爭爆發(fā)后她過海到香港，她還抱有壯志，想和幾位外國友人共同辦一份日報，后來未能實現(xiàn)。香港淪陷前夕，她和一個朋友不知隱居到哪里去了。伯昕輾轉打聽，往返奔跑，終于在西環(huán)一家小裁縫鋪后面一間房子里找到她。彼此都喜出望外，她沒有料想到會有人去找她幫助她，所以十分感動。”（胡耐秋《脫離險境奔赴東江游擊區(qū)》）

有時候，即使是找對了地方，也不一定能立刻相見?！坝浀谜液K（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時，好不容易打聽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門，出來開門的卻是一個不相識的女人。她說了聲‘沒有這個人’，就把門‘啪’的一聲關上了。我悻然地走到樓底，剛要離開，忽聽到背后有人叫我，回頭一看，正是胡繩。當時情況很復雜，確實不能不這樣謹慎。以后，我又在一個胡同里碰上了戈寶權，在跑馬地見到了于毅夫（曾任中共東北救亡總會黨團書記兼《反攻》半月刊總編輯），在銅鑼灣燈籠街找到了鄒韜奮，等等?！保◤堄褲O《我所經歷的營救工作》）

日軍開始進攻香港的時候，戈寶權和葉以群（曾任《抗戰(zhàn)文藝》編委）、高汾（時任香港文藝通訊社記者兼干事）、茅盾夫婦、宋之的（著名劇作家、戲劇活動家）夫婦，都躲在一家停業(yè)舞廳的三層樓上。他們在炮彈的呼嘯聲和爆炸聲中，度過了15個艱苦的白晝和黑夜?！霸谟④娡督档那跋?，我們考慮到這個跳舞廳不是個能夠久留的安全之地，就先搬到德輔道中的大中華旅社。在日軍舉行入城式后，我們又分別到幾個地方去借住和避難。茅盾夫婦和葉以群到了西環(huán)，我就住在皇后大道東的貧民窟里去，這是在文藝通訊社工作的陳紫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員）安排的地方。這時我們每天都相互保持聯(lián)系，研究如何早日逃離香港的路徑和辦法?！保ǜ陮殭唷稇洀南愀勖撾U到東江的日子》）

正在文化人彷徨無計之時，“老朋友”伸出了援手：“這天上午，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代表廖承志，忽然來到我所在的九龍彌敦道國新通訊社辦公室，說：‘已經約了住在九龍的人一會到這里來談談?！S后果然陸續(xù)到來葉以群、特偉（動畫導演、編劇、畫家）等文藝界的共產黨員十多人。廖承志平日頗愛說笑，這時語調沉重起來，說：‘戰(zhàn)爭已經爆發(fā)。住在九龍的人先集中到香港去，聯(lián)系方便些。下一步怎么辦等通知。倘若被敵人抓去，希望大家做個好榜樣?！f畢分散，分頭回去收拾，到香港去找地方藏身?！保ɡ桎断愀勖撾U和東江游區(qū)的經歷》）

人找到了，如何離開香港？是一道更大的難題。

以身開路

占領香港后，日軍立即封鎖了香港至九龍的交通：這是要跳出的第一道關口。廖承志他們要在3天之內突破日軍的嚴密封鎖，打通九龍—香港的海上交通線。

1941年12月30日凌晨，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依次登上小船，在“東家”廖安祥（愛國商人）和“管家”李健行（東江游擊隊員）的陪同下，上路了。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設計闖關路線，二是實地闖關，試試路上是否安全。

這是一個流動的“大營救指揮部”。

第一道關口很順利：他們在九龍上岸，走街過巷，來到九龍旺角上海街一棟樓房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政治委員尹林平、《東莞周報》編輯何鼎華早已等候在這里。

他們一邊“打麻將”，一邊討論尹林平提出的設想：廖承志、喬冠華和連貫都扮成大元行的貨主，以探親和運貨的名義，先到九龍北部的西貢鎮(zhèn)。然后從那里進入“北邊”的游擊區(qū)，再由游擊隊員護送過海，經沙魚涌（位于今深圳市龍崗區(qū)）進入惠陽游擊區(qū)。

這條路線最危險的一段，是從九龍市區(qū)到西貢鎮(zhèn)：日軍立足未穩(wěn)、土匪出沒。為了保證安全，會議決定：從九龍到西貢由游擊隊秘密護送。

第二天吃過早飯，“大營救指揮部”出發(fā)了：為了文化人的安全，需要有人以身試險。

大約半小時后，“大營救指揮部”到達啟德機場附近。接著往前走，順利通過了兩道日軍封鎖線，于中午到達西貢鎮(zhèn)附近的昂窩村。西貢游擊隊隊部設在這里。

這一帶的海上常有海盜出沒，廖承志提出：能否第二天白天再渡海？借機觀察一下海上的形勢。負責護送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梁建議馬上行動，趁夜渡海。畢竟，這是要開辟一條秘密交通線：走不走得通是最重要的。

廖承志不再堅持己見。

黃昏時分，蔡國梁將廖承志、喬冠華和連貫送上船，并叮囑護航小隊隊長肖華奎：如遇到日軍的巡邏艇，要及時回避，不可主動進攻，以免影響護航任務。

船在夜色中啟航，指揮船和前衛(wèi)船一前一后，飛快地向北行駛。哨兵警惕地注視著前方和周圍海面的情況。順風順水，40來公里的航程沒有出現(xiàn)意外，他們于凌晨3時到達沙魚涌海域，5時左右靠岸。

1942年1月3日中午，廖承志、連貫、喬冠華順利到達游擊區(qū)！

香港—九龍—西貢秘密交通線打通了。

武裝護送

盡管游擊隊早已對沿途做了安排，但在路上還是免不了有意外發(fā)生，這個時候，勇氣往往是游擊隊員最后的武器。

文化人要混在難民隊伍中逃出香港，首先要化裝成難民：“大家都擁擠在樓上的后房里，換上了廣東和香港一般市民穿著的所謂‘唐裝’。每個人帶了一個簡單的包袱，下午就緊跟著領路的‘向導’來到難民的隊伍中，沿著皇后大道東和軒尼詩道向銅鑼灣前進?！薄跋氩坏降氖俏覀冊谶@里又見到了多日未見的鄒韜奮！他取掉了眼鏡，穿著一身灰法蘭絨的‘唐裝’，要是走在大街上，誰能立即認出這就是韜奮呢？”(戈寶權《憶從香港脫險到東江的日子》)

九龍以北，就是拉鋸區(qū)：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共產黨游擊隊、綠林好漢走馬燈似地你來我往。盡管游擊隊早已對沿途做了安排，但在路上還是免不了有意外發(fā)生，這個時候，勇氣往往是游擊隊員最后的武器：“正當我們在海上航行的時候，迎面開來一條大船，擋住我們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裝的土匪，一個個兇神惡煞，大喊大叫要‘買路錢’，不然就要動武。我們船上的游擊隊員早有準備，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頓時間劍拔弩張，針鋒相對，氣氛非常緊張。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對峙了一陣后，見我們也不是好欺負的，就把船閃開，讓我們過去了。”（張友漁《我所經歷的營救工作》）

在岸上，游擊隊也提前做了安排：面對正規(guī)軍，他們趁黑摸到日、偽軍駐地營房和據點附近，張貼標語，散發(fā)傳單，打冷槍，剪電線，使敵人日夜不得安寧，大白天也不敢輕易出來搶劫掃蕩了。除了正規(guī)軍，還有土匪、國民黨、特務、漢奸和流氓地痞等各種勢力，西貢鎮(zhèn)僅土匪就有20多股。武工隊首先拿一股近百人的慣匪“廉仔佬”開刀：集中兩個小分隊，在一個夜晚將土匪包圍，密集射擊，迫其繳械投降，活捉匪首，召開公審大會，將其當場槍決。

此后，一路上的“綠林好漢們”無不給武工隊面子：“他們一聽抗日游擊隊曾生司令的姓名，無不肅然起敬，對我們這批逃難人，如同對待親人骨肉。他們之所以尊敬曾司令，不是由于別的原因，而是他們所尊敬的抗日游擊隊和中國共產黨是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的，是游擊隊和游擊隊所代表的共產黨愛國愛民、救國救民、英勇斗爭的業(yè)績感動了他們，感染了他們，感化了他們?！保文场稏|江歷險長留念》）

為了減輕游擊隊員的壓力，文化人們在路上還自發(fā)組織站崗、監(jiān)視敵人的行動：“有一次我值崗，爬上山一看，在山背后不遠的地方有一條由北往南的公路，見有三四個日本兵坐著一輛摩托車往南急駛，他們軍服上的領章看得很清楚。我暗暗地吃驚，原來游擊區(qū)就在敵人通行的大路邊。山上的崗哨是日夜堅守，附近一有什么動靜，山上的崗哨就能先看到?！保ê颓铩秳倮鬆I救》）

為了安全，游擊隊常常選擇夜間行動，混在逃離的難民中，有時即使下雨也不敢停下：“奇怪的是這支隊伍里的人盡管成千上萬，可是越走越肅靜，越走越整齊，已經由急走變?yōu)樾〔降乇寂堋]有誰在喊口令，而是求生的意志在指揮著每一個人?！咴谖覀兦懊娴娜?，他穿了一雙半長統(tǒng)的白襪子，在黑暗中像兩道白光閃動著，我就看著他腳的起落，一腳高一腳低地往前走。隊伍中凡是白色的東西都給走夜路帶來方便，一根白腰帶，一個白背包，一塊白毛巾，都可以看到人的晃動，作為指路的標記?！?/p>

茅盾等人北上時，正趕上日軍對惠州發(fā)起第二次進攻。一行人只好在惠州附近的茶園聯(lián)絡站暫時隱蔽下來。

特殊春節(jié)

1942年2月13日，日軍撤出惠州，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一八七師重進惠州城。這是護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過惠州的良機。

2月14日，農歷除夕。早晨7時左右，文化人們吃過早飯，即離開茶園起程。大家一掃逃難以來的狼狽相：身材較瘦的茅盾西裝革履，鼻梁上架一副金絲眼鏡，身份是香港匯豐銀行九龍分行的“副總經理”；張友漁身著藏青色厚絲長衫，頭上戴著禮帽，手里拿著文明棍，頗有“米行老板”的派頭……女性則多穿唐朝旗袍，也有穿漂亮西服的。惠州區(qū)委書記藍造負責一路護送他們，他提醒大家：“一定要記住自己的有錢人‘身份’，遇到盤問，我會出來周旋。你們就一口咬定，不要躲躲閃閃、猶猶豫豫，以免被人看出破綻?！?/p>

黃昏時趕到了休息點。除夕夜，正是吃年夜飯的時候。地下黨員想辦法搞了一些豬肉和地瓜粉絲燉了一大鍋，炒了一大盤家常豆腐和兩大碗青菜，還煮了一鍋姜絲蔥花雞蛋湯。

深夜1點多鐘，第一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終于到達惠州城?！俺?，街上冷清清的，元旦，爆竹聲也只寥寥數響。街上冷落是因為逃難出去的人還沒大批回來，少數爆竹倒不是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緊縮到這一項，而是因為買不到爆竹?！保┒堋稓w途雜拾》）

茅盾住在東湖旅店的2樓。這家旅店的3樓也住著一個特殊的客人：國民黨第一八七師師長張光瓊。此人有一個愛好：搞女人。他怕外人知道，專門在旅店周圍布置崗哨，除了他的親信，國民黨的軍警憲特和暗探都不敢隨便進去打擾。地下黨正是看中了這個優(yōu)點，才租住了這里做聯(lián)絡站。

第二天，廖承志給大家規(guī)定了兩條紀律：“一是不準文化人上街公開活動；二是要把文化人的筆和本子等文具收起來統(tǒng)一保管，以免暴露他們的知識分子身份。”連貫補充：“住在東湖旅店的文化人，說話、舉動都要格外小心，時刻警惕樓上國民黨師長的懷疑。為了防止萬一，茅盾等重要的文化人還是安排到東和行去住，不要住在東湖旅店?！?/p>

“東和行”是地下黨的另外一個聯(lián)絡點，是農工黨的產業(yè)，當時已不再營業(yè)，住宿條件很差，大家只能睡在樓板上。脫險的興奮和春節(jié)的興奮遇到一起，大家還是很高興：茅盾夫人孔德沚下廚，烹飪了家鄉(xiāng)名菜“風味雞”，他們一道在東和行吃了一頓永生難忘的年夜飯。

2月17日，正月初三，吃過早飯以后，盧偉如和陳永便領著文人們來到惠州中山公園望江亭后面的碼頭上船。這是一條走私船，有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做后臺，誰都不敢來檢查。

走私船北上老隆鎮(zhèn)。到了那里，就離桂林不遠了。

最后一位

周恩來發(fā)來急電提醒：國民黨反動當局已密令各地特務機關嚴密偵查鄒韜奮的行蹤，“一經發(fā)現(xiàn)，就地懲辦”。

國民黨也在尋找這批文化人。香港淪陷后不久，他們就調集特務加強偵察活動，并在一路上的酒店和旅館里安插了不少特務。他們還在惠州搞了一個“港九難僑登記處”，等著進步文化人自己送上門來。

鄒韜奮在惠州城住了一個星期后，游擊隊便安排將鄒韜奮、胡繩等送到桂林。正在這時，周恩來發(fā)來急電提醒：國民黨反動當局已密令各地特務機關嚴密偵查鄒韜奮的行蹤，“一經發(fā)現(xiàn)，就地懲辦”。

鄒韜奮立即被護送到附近東江游擊區(qū)的梅縣鄉(xiāng)下隱蔽起來?！安筷牽紤]為了安全，就把我們這一批人又轉移到陽臺山上去。陽臺山位于寶安的西北面，距離龍華圩不遠，地方比較隱蔽，可以防備日軍和國民黨頑軍的襲擊，從此我們就又和陽臺山結下了不解之緣！這里新建了兩座較大的草房，每座可住二三十人，我們只占用了一座，另一座供吃飯和休息之用。我的鋪位正好和韜奮的鋪位相對?！保ǜ陮殭唷稇洀南愀勖撾U到東江的日子》）

胡繩在《關于東江縱隊的一點回憶》中記載：“當從香港出來的人幾乎全數都已離開縱隊時，他（鄒韜奮）還留在那里。我也因工作在那里逗留較久。韜奮同志和我，還有尹林平同志一起離開縱隊司令部。林平同志是縱隊政委，他帶病操勞，當營救任務完成時，才離隊去休養(yǎng)一個時期。我們一起走到某一個村子里，共進了一頓有一盤炒雞蛋的午飯后，三人就分路了。”

當時，住在陽臺山上的人，除鄒韜奮及夫人和子女外，還有沈志遠（哲學家、經濟學家）夫婦、于伶（現(xiàn)代劇作家、影劇導演）夫婦、胡繩夫婦、葉籟士（現(xiàn)代語言學家、出版家）、袁水拍(時任《抗戰(zhàn)文藝》編輯）、高汾等許多人。為了盡量減小目標，他們一大早就出門，到野外“游覽”，午餐就在外邊吃自帶的干糧，天黑了才回到住處。他們有時假扮成游人，到惠州西湖泛舟，有時裝成香客，到山中古寺拜佛敬香，有時來到密林叢中席地而坐……沒有其他人的時候，鄒韜奮就給同行的游擊隊員講評世界大事，分析社會動向，甚至對著國民黨的報紙指指點點，連批判帶諷刺，“將國民黨頑固派的虛偽、腐敗本質揭露得入木三分”。

就這樣早出晚歸，鄒韜奮在惠州待了十來天，度過了戰(zhàn)火紛飛中一段難得的閑適時光。

他是最后一位離開惠州的文化人。

茅盾在《脫險雜記》中認為，撤退文化人是“抗戰(zhàn)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本文根據廣東省惠州市政協(xié)編輯的《惠州文史輯錄：香港秘密大營救在惠州史錄》綜合編寫。實習生李晨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