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臺，它濃縮了亞歐大陸漫長歷史時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演進，見證了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與交融。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商品互通、文化交匯、文明包容、人文交流、科技互動，沿線各國人民共同譜寫了經濟互利、人文互啟的偉大的史詩樂章。

一、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價值

古代絲綢之路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共同繪就了人類文明繁榮的壯麗篇章。古代絲綢之路成為人類歷史上文明交流、互鑒、共存的典范，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古代絲綢之路開創(chuàng)性地打通東西方大通道，首次構建起世界交通線路大網絡。古代絲綢之路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堪稱世界道路交通史上的奇跡。大大小小、難以勝數(shù)的中外交通線路，構成古代絲綢之路的“血脈經絡”，構筑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格局，建構了古代東西方世界相互連通的交通網絡，成為亞歐大陸之間最為便捷的通道。

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古代伊朗)崛起，成為橫跨亞歐非的龐大帝國，為三大洲道路連接提供了條件。公元前4世紀，隨著亞歷山大東征，貫穿東西的交通線得以連通，由歐洲、中亞進入我國中原的交通線也暢通起來。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正式貫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后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條支(在今伊朗一帶)和安息(西亞古國，領有伊朗高原及兩河流域)，并抵達波斯灣沿岸的道路。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開始出現(xiàn)。西漢中葉，漢武帝遣使遠航，到達錫蘭(今斯里蘭卡)，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fā)端。

有人把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主線劃分為西北絲綢之路、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東北亞絲綢之路，把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劃分為東洋航線、南洋航線和西洋航線，但事實上，古代陸地和海上通道遠比這些要多。眾多的通道使得人暢其行、物暢其流，東西方使節(jié)、商隊、僧侶、學者、工匠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沿線國家商貿與人文交流的半徑由此被大大擴展，貿易市場半徑由此被大大拓寬。唐朝宰相賈耽記載了唐與大食(阿拉伯帝國)之間的“安西入西域道”和“廣州通海夷道”，同一時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國志》記載了連接阿拉伯世界與我國的“呼羅珊大道”。中外文獻對絲綢之路相向而行的記載彼此呼應，表明絲綢之路不僅通衢廣陌，并且是最具活力的國際貿易走廊。道路的互聯(lián)互通，既是古代絲綢之路持續(xù)發(fā)展最基本的前提，也是古代絲綢之路最突出的標志。

古代絲綢之路極大地促進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實現(xiàn)了東西方商貿互通和經濟往來。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生命線，通過絲綢之路，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出到沿線國家；來自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珠寶、藥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蘿卜、胡瓜等各類農作物絡繹不絕進入我國。

絲綢是沿線國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檔貨物。原產于我國的絲綢，在古代西方國家十分名貴。在古希臘購絲綢、穿絲綢成為富有和地位的象征，甚至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和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亞狄像等身上都穿著透明的中國絲織長袍。安敦尼執(zhí)政時期，中國絲綢幾經轉手到了羅馬，已是貴若黃金。在阿赫門王朝時期，絲綢產品和生絲是波斯與中國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薩珊傳統(tǒng)紡織方式進行再加工，賦予中國絲綢新的活力。在中亞，索格底亞那(今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商人精通絲綢貿易，公元4世紀時，我國長安等地集聚著不少以經營絲綢為主的索格底亞那商人。為了爭奪對中國絲綢貿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聯(lián)合突厥與波斯發(fā)生了一場長達20年之久的“絲綢之戰(zhàn)”。

公元5世紀前后，我國茶葉通過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陸續(xù)傳入南亞、中亞、西亞，15世紀一經傳入即迅速風靡整個歐洲。茶葉貿易使沿線國家的貿易收入大幅增加，帶動了沿線經濟的繁榮及相關行業(yè)的突飛猛進，轉口貿易也隨之長足發(fā)展。茶葉改變了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茶葉貿易影響了中世紀歐洲的資本和經濟體系。17世紀以前，中亞和歐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銀器。隨著中國瓷器的大量輸入，西方不僅激起了一股“中國熱”，而且掀起了一場日用品革命，歐洲制瓷業(yè)興起，傳統(tǒng)的生產、生活方式隨之發(fā)生重大變革。

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科學技術的交互傳播，廣泛而又深刻地推動了沿線國家生產進步乃至社會變革。絲綢之路是我國與沿線各國科學技術交流的重要平臺。在歐洲近代工業(yè)革命之前，我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以及煉鐵術等技術，通過絲綢之路相繼傳入西方，成為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因素。

我國古代造紙術大約從公元4世紀起傳入朝鮮和日本，公元8世紀傳入中亞、北非和歐洲。公元751年，怛邏斯戰(zhàn)役中被大食俘虜?shù)奶瞥勘簧偕瞄L造紙，大食依靠他們在撒馬爾罕開辦了造紙廠，“撒馬爾罕紙”以其精美適用而聞名遐邇。8世紀末，阿拔斯王朝先后在巴格達、大馬士革開辦造紙廠，大馬士革一度成為歐洲用紙的主產地，造紙技術又傳到埃及、摩洛哥。隨著12世紀西班牙、法國出現(xiàn)造紙作坊，中國造紙術席卷意大利、德國、英國。

我國古代印刷術是沿絲綢之路西傳的又一重要技術。早在公元7世紀我國就發(fā)明雕版印刷，在吐魯番、敦煌等地發(fā)現(xiàn)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制品。北宋時期畢昇發(fā)明活字印刷術不久，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至13世紀，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將這一技術帶回歐洲。15世紀時，歐洲人谷登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圣經》。1466年歐洲第一家印刷廠在意大利設立，印刷技術迅速傳遍整個歐洲。

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盛贊中國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他說：這三種發(fā)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03頁)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fā)明。三大發(fā)明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事實上，我國四大發(fā)明的西傳，為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重要條件。

古代絲綢之路助推了多樣性文化交流，是東西方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明相互浸染、相互包容的重要紐帶。古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文明之路，絲綢之路橫跨亞歐非數(shù)十國，把中華、印度、埃及、波斯、阿拉伯及希臘、羅馬等各古老文明聯(lián)結了起來、交融了起來。

東西方文化交流遍及音樂歌舞、天文歷算、文學語言、服裝服飾、生活習俗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民樂相互傳播、相互影響、相互借鑒，通過與當?shù)匾魳沸问?、演奏技巧的有機融合，不僅成為沿線國家民族化、地域化的代表和標志，而且深深地鐫刻在了沿線各國各民族文學、戲曲、歌舞伴奏、民間生活等各個方面。被稱為“民樂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時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經由西域傳入我國，不僅在隋唐成為九部、十部樂中的主要樂器，而且造就了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等多個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陽簫鼓》、《十面埋伏》等傳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蘇軾等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詠嘆琵琶的流芳千古的詩詞歌賦。在唐代，琵琶從我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從我國傳入日本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于日本奈良東大寺，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品。

曾經活躍在絲路之上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們，歷史無法一一記錄他們的名字，但仍然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公元627年，玄奘歷時17年西行5萬里，游歷110余國，帶回657部佛經，翻譯經論75部，堪稱繼承印度正統(tǒng)佛教學說的集大成者。公元753年，六次東渡終獲成功的鑒真，在日本弘傳佛法，開創(chuàng)門派，被日本人民譽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經中東遠道而來，歷時4年多，于1275年到達元大都。他在我國游歷17年后寫下《馬可·波羅游記》，激發(fā)了歐洲人對古老中國的熱烈向往。14世紀初，阿拉伯偉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從非洲之角摩洛哥來到我國，書寫了中阿文化交流新篇章。1405年至1433年，鄭和七下西洋，揚帆9萬里，足跡遍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使中華文明遠播四海。

早在公元1世紀初，儒學已傳入朝鮮，《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成為朝鮮人的經典讀物。5世紀以前，儒學經朝鮮傳入日本，據(jù)《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到日本的儒家學者。隋唐時期，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學習中國文化，回國后他們借用漢字的偏旁部首和草書，創(chuàng)造了日文的片假名和平假名，而儒家文化隨之普及到日本社會各個階層。

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互動，與古代絲綢之路的發(fā)展相伴始終，絲綢之路在把多種文化、多種文明緊緊連接起來的同時，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絲路文化和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fā)展和人類的進步作出了不朽貢獻。

二、 古代絲綢之路對共建“一帶一路”的歷史啟示

雖然古代絲綢之路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起有伏，但通過貫穿東西方的陸海通道，最終實現(xiàn)了人類文明史上商品物產大流通、科學技術大傳播、多元文化大交融，這是不爭的事實。古代絲綢之路的興衰史，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經濟社會的繁榮是基本動因。經濟繁榮是國運昌盛的縮影，是古代絲綢之路形成發(fā)展的先決條件。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興盛之時大都是古代中國最強盛之時。從漢唐到宋元，從明代到清中葉，我國綜合國力強盛，為絲綢之路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可能。

兩漢時期我國經濟發(fā)展領先于世界。鐵器與牛耕普遍使用，水利設施大量興修；冶鐵、鑄銅、煮鹽、紡織和漆器業(yè)興起。官鑄五銖錢的通用，為商業(yè)注入活力，使商品交換從以物易物轉型為物幣交換，帶動了長安、洛陽、邯鄲等商業(yè)性都會的興旺。都城長安九市中以東、西二市最大，尤以東市最繁華，市內商販云集，商鋪林立，各類貨物琳瑯滿目。

唐代經濟社會空前繁榮。公元628年唐朝完成統(tǒng)一后，興建大型水利工程160多項。以曲轅犁和筒車為代表的生產工具廣泛使用，促使農業(yè)蒸蒸日上，到公元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絲織業(yè)、造船業(yè)以及以越窯青瓷、邢窯白瓷和唐三彩為代表的陶瓷業(yè)異常發(fā)達。柜坊和飛錢的出現(xiàn)，使商業(yè)貿易和資本流通更加便利。長安城繁花似錦，整座城市面積超過80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00萬。

經濟的高度繁榮，使我國成為絲綢之路發(fā)展史上當之無愧的引領者。而古代絲綢之路聚合了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商貿、產業(yè)、資源配置，成為各方利益交匯的經濟走廊。歷史表明，經濟的進步和繁榮既是絲綢之路形成的基礎，也是絲綢之路持久興旺的動力源泉。

經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國家強盛才能充滿信心開放，而開放促進一個國家進一步強盛。歷史新起點，帶來發(fā)展新機遇，“一帶一路”倡議乘國家改革開放之勢而上，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勢而為，為我國更好、更持續(xù)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開辟了嶄新路徑。

“一帶一路”建設涉及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是目前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qū)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fā)展最具潛力、最有活力的地區(qū)之一。在推進經濟社會發(fā)展中，沿線各國無一例外地面臨深化產業(yè)結構調整、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展開多層面寬領域國際合作的愿望和訴求，同時也不同程度面臨多種問題，如資源短缺、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網絡攻擊、環(huán)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國犯罪等，這些問題制約和影響各國各地區(qū)的發(fā)展。積極應對挑戰(zhàn)，已成為全球共識。借中國快速發(fā)展之勢，實現(xiàn)本國發(fā)展目標，成為沿線多數(shù)國家的愿望。

“一帶一路”倡議順應沿線國家發(fā)展經濟、維護穩(wěn)定、改善民生的現(xiàn)實需求，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要求，彰顯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成為推動當今國際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

政府引導與主體參與有機統(tǒng)一是客觀要求。有人認為，古代絲綢之路從未有過政府的經營，完全依賴于民間的自發(fā)。這個觀點值得商榷。事實上，歷代政府在絲綢之路發(fā)展中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漢政府設置大鴻臚一職，專門負責接待外國貢使和商人，同時建立了“過所”制度，對過往人員進行規(guī)范管理。北魏朝廷在洛陽設立“四夷館”，款待外國商人和使節(jié)。唐朝政府對外商實施保護政策，下令任由外商貿易往來，“不得重加率稅”。繼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廣州設市舶使后，公元971年起宋朝在杭州、明州(今寧波)、泉州等多處設置市舶司掌管海上貿易。元朝頒布了保護船商的“市舶則法”，制定了由國家出財資，船商進行海上貿易的“官本船”制度等。可見，歷代政府設置官職、制定規(guī)則、出臺政策，為絲綢之路貿易提供了制度支持；穩(wěn)定邊疆、建立驛站、軍事戍守，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安全保障；與沿線國家和各民族講信修睦、守望相助，為絲綢之路的發(fā)展營造出良性的外部環(huán)境。

當然，古代絲綢之路貿易往來最活躍的元素主要來自于民間，甚至民間貿易始終占據(jù)著古代絲綢之路最顯著位置。往來于絲路的群體，幾乎囊括了沿線各國各地區(qū)各民族，包括了僧侶、學者、工匠、商隊、販客等，呈現(xiàn)出參與群體多元化、貿易行業(yè)多類型、貿易形式多樣化的特征。

歷史表明，政府支持與多元主體參與的共同作用，是絲綢之路繁榮發(fā)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離不開政府引導和參與主體的有機結合、相互協(xié)調，只有使兩者形成合力，才能激發(fā)出持續(xù)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活力。作為政府既要發(fā)揮把握方向、統(tǒng)籌協(xié)調的作用，又要發(fā)揮市場作用，同時要著力構建以市場為基礎、以企業(yè)為主體的區(qū)域經濟合作機制，廣泛調動各類企業(yè)參與，引導更多社會力量投入“一帶一路”建設。各類企業(yè)要進一步順應“一帶一路”建設大勢，充分發(fā)揮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更好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更好把自身發(fā)展與沿線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

和平穩(wěn)定是必要前提。古代絲綢之路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基于和諧的政治氛圍、融洽的民族關系、安定的沿線環(huán)境，實現(xiàn)了東西方跨國商貿活動和跨種族文化交流。

古代絲綢之路從形成伊始，就與沿線國家政治的穩(wěn)定度、彼此關系的和諧度息息相關。我國始終以和為貴、以誠相待，與沿線國家維系了長期和平穩(wěn)定的政治關系。“國之交在于民相親”，這一關系在中國與沿線國家人民持久友好的交往中得到體現(xiàn)和印證。

漢唐宋元時期國家統(tǒng)一、社會穩(wěn)定，先后與沿線上百個國家或民族和睦相處。古羅馬、波斯、大食相繼興盛一時，它們與我國相互尊重、友善交往?！笆拐呦嗤诘馈?、“商旅不絕于途”，絲綢之路贏得了大發(fā)展、大繁榮。

東漢末到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內亂、民族分裂、社會動蕩，對外關系交惡、戰(zhàn)事沖突頻發(fā)，沿線安全無保障，商貿活動被沖擊，絲綢之路不可避免地陷入蕭條和萎縮。

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血腥擴張建立殖民統(tǒng)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盡管我國是推動絲綢之路形成和發(fā)展的最重要國度，但從來沒有借此對外侵略擴張，更沒有因為絲路之便占有他人一寸土地，因而贏得了沿線國家的信任和仰慕，絲綢之路因此成為各國共享和平、共同發(fā)展的典范。葡萄牙人描述明代海上貿易時說，“如此之自由”，“除絞架和市標外一無所缺”。(C. R. 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中華書局1990年，第133頁)這一記述無疑是最好的寫照。

歷史表明，和平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和共同發(fā)展的共贏理念，是推動絲綢之路走向繁榮的關鍵因素，也是絲綢之路的本質屬性。當我國和沿線國家共有穩(wěn)定安寧的良好政治氛圍時，絲綢之路就會興旺；當我國和沿線國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發(fā)展的融洽關系時，絲綢之路就會昌盛。

當今國際社會呈現(xiàn)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特點，全球性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對國際秩序和人類生存都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在越來越多的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不論人們身處何國、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實際上都已經處在一個命運相關的共同體當中。無論政治、經濟還是安全層面，絲路沿線國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沿線各國政府需要不斷加強政策溝通，深化利益融合，促進政治互信，共同構建多層次溝通交流機制，共同維護好絲綢之路沿線和平與穩(wěn)定，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開放包容是重要支撐。沿線各國人民之所以能共同創(chuàng)造古代絲綢之路的輝煌，核心的理念就在于“開放包容”。沿線各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以開放的心態(tài)，尊重彼此文明形態(tài)；以包容的觀念，善待各自文化差異，從而實現(xiàn)了商品互補、文化互鑒、文明互動。

因為開放，才有自由的經貿活動，從而使多種經濟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長補短、市場交易各取所需；因為包容，才有多樣性文明的交融，從而使各種文化元素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眾多學說思想百花齊放、流光溢彩。史載“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這一繁榮景象即是開放包容最真切的體現(xiàn)。

在古代絲綢之路貿易中，我國一向推崇講情重義、先義后利、互惠互利。唐朝政府要求各地官員對胡商“常加存問”，“接以仁恩，使其感悅”。講誠信、重公平，始終是古代中國與沿線各國貿易交往的行為規(guī)范。

有學者考證，唐朝在全國設驛站1639所，僅廣州的外國客商就有12萬人，與唐朝有交往的國家或部族達189個，南亞、中亞和西亞來唐使團共343次。明朝鄭和下西洋期間，沿線國家使節(jié)來華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到達?！昂却嬷?，天涯若比鄰”，古代中國之所以有龐大的絲綢之路“朋友圈”，得益于開放，受惠于包容。

歷史表明，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智慧能獨立支撐整個人類的進步和發(fā)展，不同國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創(chuàng)造出引領時代的文明成果。對外開放、合作共贏是國家強大、社會進步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閉、盲目自大，必然導致落后。超越文明屬性、制度差異、發(fā)展水平，堅持開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決“一帶一路”建設中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難題的重要途徑。

我國的繁榮發(fā)展源于改革開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改革開放，而“一帶一路”倡議最顯著的特征就是開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是我國敞開對外開放大門的重要標志，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引擎。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形成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yōu)勢，建立國際合作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與沿線國家共同打造國際合作經濟帶，實現(xiàn)中國發(fā)展與世界發(fā)展的良性互動，從而構建起陸海內外聯(lián)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

文明互鑒是動力源泉。古代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持續(xù)的跨文明交流對話，記錄也見證了沿線不同國家、眾多民族的成長歷程，絲綢之路成為全人類的集體記憶。

絲路沿線不同國度有各具特色的燦爛文化和文明因子，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建筑藝術，古希臘的哲學、文學和史學，兩河流域的城市建筑、藝術、天文學等。宗教則是古代絲路不同文明互動交融的又一重要元素，諸多宗教在絲路沿線誕生，在絲路沿線傳播，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對沿線各國的社會發(fā)展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絲綢之路之所以持續(xù)時間長、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思想文化紐帶的連結、精神力量的支撐和多元文明的傳承。不同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有各自內在邏輯，不同文化之間沒有高低優(yōu)劣之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鋒中，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相互理解，哲學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深入交流，締造出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

歷史表明，多種文明匯聚而成的價值底蘊，是古代絲綢之路充滿活力的動力源泉。文化的互學互鑒，是絲綢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點，是絲綢之路魅力永恒的精髓所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只要堅持絲路精神，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fā)展。

三、 古代絲綢之路對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意義

古代絲綢之路深厚的歷史積淀，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它不僅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思想源頭，而且是共建“一帶一路”的行動基礎。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不只是人們的記憶，更是“一帶一路”建設繼往開來的底蘊所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以更高的站位、更廣的視野，在吸取和借鑒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以創(chuàng)新的理念和創(chuàng)新的思維，扎扎實實做好各項工作，使沿線各國人民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帶一路”給他們帶來的好處。由此而言，“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翻版，更不是所謂通過“一帶一路”恢復歷史上的“朝貢關系”，而是一次偉大的超越，其內涵和外延都是古代絲綢之路無法比擬的。

由古代絲綢之路歷史所匯聚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是人類文明進步繁榮的精神內核。古代絲綢之路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間彼此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動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guī)律。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要義的偉大絲路精神，源于古代絲綢之路歷史上的輝煌與磨難，彰顯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取向。實現(xiàn)“一帶一路”建設的宏大目標，必須在中國和沿線各國人民中形成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從而給“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營造和諧融洽的人文環(huán)境，使“一帶一路”成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對話之路。

古代絲綢之路奏響了道路相通、貿易流通、文化互通的歷史序曲，推進了人類文明進步，加速了人類發(fā)展進程?！耙粠б宦贰背h在促進經濟全球化、推動人類文明向更高層次邁進的過程中，必將發(fā)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時代的選擇。如同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不是中國一個國家創(chuàng)造的一樣，“一帶一路”也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不是中國的獨享地帶。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必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堅持正確的義利觀，以義為先、義利并舉，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讓沿線國家和人民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與沿線國家和地區(qū)建立起更加緊密、更加高效的聯(lián)系，與沿線國家形成持續(xù)穩(wěn)定、相向而行、協(xié)調一致的政策行動；把實現(xiàn)區(qū)域經濟一體化作為長期目標，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為，與沿線國家一道久久為功，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chuàng)新之路、文明之路。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盡管古代絲綢之路曾經的輝煌已經成為歷史，但它所凝練的價值理念為共同繪制好“一帶一路”建設精謹細膩的“工筆畫”，厚植了根基、提供了源泉、注入了動能。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參與，也需要從古代絲綢之路優(yōu)秀歷史文化遺產中汲取養(yǎng)分，從而使“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穩(wěn)健。

(作者：李國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