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與他的時代

在讀到《書樓覓蹤》之前，我唯一一次專程尋訪藏書樓，是在2016年5月。那是一趟幾乎注定一無所獲的旅程，因為我要去的地方，在80多年前就已經(jīng)消失了。

如果了解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應該猜得到我在說的是東方圖書館。它曾是民國期間全國最大的藏書樓，由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耗盡30年心血建立。卻在日軍入侵之初，因炸彈和惡意縱火在短短三天之內(nèi)化為廢墟。除了寄存于銀行的5000冊宋元善本，當時館內(nèi)共計46萬冊藏書，包括3萬冊珍本，全部灰飛煙滅。

的確，這只是那個時代無數(shù)悲劇中的一場，但即使算不得多么虔誠的愛書人，每次想到這件事，還是會感到心底隱痛。不去看一看它曾存在的地方，哪怕僅僅在那兒站上一小會兒，就無法釋然。

終于抵達上海寶山路584號時，我發(fā)現(xiàn)那里已成了上海市市北職業(yè)高級中學所在地。附近找不到一絲一毫往昔的遺存，甚至連一塊寫著“東方圖書館舊址”的指示牌都沒有。透過關閉的大門，隱約看到院內(nèi)立著一塊文保碑，然而上面寫的卻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總指揮部舊址”——回來查資料才知道，原來1927年東方圖書館就曾是工人起義對峙的前線，只是當時作為總指揮的周恩來特別照顧到館內(nèi)藏書，才使其幸免于難——然而才過了五年，進犯淞滬的日軍還是沒有放過它。而之后這么多年，人們也沒能以它原本的名字紀念這里。

不清楚這樣的損失，在歷史的宏觀視野下該如何衡量——的確，書籍常常作為商品被定價，出售、購買甚至投資，然而在商品的屬性之外，它們還附帶著另一些更加微妙的特質(zhì)，難以描摹，卻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愛書人為其傾注心血。所以一座這樣的圖書館的消失，也幾乎等于幾百上千年間無數(shù)愛書人精神生命的湮滅。

1932年，張元濟66歲，如此沉重的打擊或許足以讓一個老人陷入絕望。但他居然很快和幾位同道學者組成了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開始籌備重建藏書。自此直至1937年中日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復興工作才再次被迫停止，而那時他們已經(jīng)重新匯集了幾千冊國內(nèi)外藏書。

張元濟于93歲高齡去世，一生歷經(jīng)清末、民國、二戰(zhàn)、新中國成立，世事浮沉見證了太多，卻從未消沉退避。事實上1949年，83歲的他都還在為商務印書館的前途而奔走，直到12月底突然病倒。之后臥床10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

雖然東方圖書館未能重建，但他為了書籍的一生，足以告慰所有那些愛書者的靈魂。

作為讀者的尋訪

《書樓覓蹤》和我之前預想的有很大不同。看介紹本以為是講藏書家和藏書樓的歷史，或許還會涉及書籍收藏經(jīng)驗，可翻開才發(fā)現(xiàn)，書中另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講尋找藏書樓途中的見聞。甚至行文也不是學術腔的一板一眼，而是朋友書信般平白如話。

這么說也許不夠妥當，可作為一個沒接觸過藏書領域的普通讀者，對這樣的意外我其實頗感“驚喜”。因為自己對人文旅行的興趣確實更大一些，對于入門級的歷史遺跡愛好者，書中的信息幾乎就是尋訪的“秘笈”——畢竟老藏書樓所在的地方，常常是一座城市或村莊人文底蘊最深厚的區(qū)域，找到了藏書樓，也就等于接近了當?shù)匚幕暮诵??；蛟S這不是作者本意，卻在無意間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收到書后的一個月里，我和朋友按照書中的地址，去找了上海的幾座老藏書樓。第一次是去華東政法大學校園內(nèi)的王大隆故居“蛾術軒”。盡管之前就拍過那里的老建筑，可直到為書中的介紹專程再去，才意識到校園的角落還隱藏了一大片民國老房子。雖然人去樓空，甚至比幾年前作者所見更顯殘破，但往昔的底子仍能讓人一眼就看出來。

第二次出行的目的地是著名的書隱樓。但正如之前所擔心的那樣，抵達時大門緊鎖，即使繞到后門仍然無法進入。而且圍墻極高，甚至連從門縫或墻頭眺望的機會都沒有。所幸書隱樓所在的小南門區(qū)域非常完好地保留了老上海巷弄生活的原貌，在附近隨意走走仍有很多收獲，正是“書樓覓蹤”之外的附帶福利。

除了書隱樓，小南門一帶另一座藏書樓“宜稼堂”也在書中介紹過。只是那里后來用作民居，經(jīng)歷過多次改建和拆分，已幾乎看不出昔日風貌，倒是住在里面的居民熱情地和我們聊天，據(jù)說上世紀70年代起他們就在這兒生活了，剛搬進來時院內(nèi)比較開闊，后來為生活方便，每家都加蓋了小廚房，現(xiàn)在院子已經(jīng)幾乎被雜物填滿。

曾讀過一篇作者的專訪，提到有人認為書中圖片不夠“美觀”?？勺鳛橐粋€走過一些古村落和老街巷的讀者，韋力先生未經(jīng)雕琢的鏡頭反而更讓我感到可貴。因為你可以確信，自己去時所見也就是那樣。

但我們確實越來越習慣看到“美化”后的配圖了，在紙質(zhì)閱讀時尤甚，仿佛非如此不能讓人產(chǎn)生興趣，甚至顯得不夠“專業(yè)”。然而如果不盡力還原實景，表面上的美與假古董何異？

不止藏書

《書樓覓蹤》中提到的藏書家里，袁枚是尤其有趣的一位。他不像大多數(shù)人那樣小心翼翼把書“藏”起來，反而選擇在有生之年讓它們散掉。對此他的解釋是：

古之藏書人，當其手鈔縑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后子孫，有以《論語》為薪者，有以三十六卷沉水者，牛宏所數(shù)五厄，言之慨然，今區(qū)區(qū)鉛槧，得登圣人之蘭臺石渠，為書計，業(yè)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為余計，更幸矣。

簡單講，就是反正世事無常，不如趁著書還在時送到不錯的歸宿，讓大家都能開心一下。

道理不難明白，做到卻太難，身為藏書家而如此對待藏書，則幾乎是矛盾了。但這也從另一面證明，一個人會成為藏書家，并不僅僅因為藏書的量。藏書之樂中雖然包括了占有欲，藏書本身卻并不是那個終極目的。

讀這套書之初，我也困惑過作者尋訪這些散落的老藏書樓是為了什么？如果為藏書，老藏書樓中的絕大多數(shù)早已無書可收，甚至連建筑本身都不復當年風采，不止一處幾乎淪為廢墟或面目全非。為保護嗎？有這一層意義，可還是有太多保護已經(jīng)遲了，甚至連白跑一趟的情況也有……

望向內(nèi)心，之前那次徒勞的東方圖書館尋訪，似乎給出了一個答案——

我知道世間無物常駐，而書籍尤甚，很難再找出什么比單薄脆弱的紙張更容易消失，卻也再沒有什么比紙更適合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承載物。然而沒有人愛書是因為愛紙，自然也沒有人藏書是為了藏紙。建造書架、書房、圖書館或電子存儲物，說到底這些與紙一樣，我們珍惜它們，仍是為了安置那個精神的世界。

的確，承載物的損壞或消失，會讓精神的世界受損，可那不意味著沒有什么留下。因為守護者與它們相伴的過程也會成為一種文化記憶，成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東方圖書館的舊址不只是因為藏書才值得探訪，更多的是因為有過張元濟這樣一位看護者。同樣的，尋找、記錄那些老藏書樓，也是因為千百位藏書家們曾在那里生活過。他們不僅在看護書籍或藏書樓，也是在承繼前代守護者們的文化責任。所以只要舊地重游能感到離這樣的力量更近了一些，存在過的就不會徹底消失。

我想，這就是書樓覓蹤的意義，也是那些歷史遺跡會吸引我們的原因。感謝藏書家韋力以一己之力，替我們找回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