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美國紐約，在華裔科學家、醫(yī)生張進領導的團隊幫助下，一位中東母親誕下了世界上首位“三親嬰兒”。這個打破自然界規(guī)律的男嬰直到5個月后，9月27日，才被公眾知道他的存在。男嬰身上攜帶有三人的遺傳物質(zhì)，除了這對中東夫婦，還有來自一位健康女性捐贈者的線粒體。這隨即引發(fā)了外界對“三親嬰兒”在倫理上和醫(yī)學上的討論。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提起“三親嬰兒”，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紐約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New Hope Fertility Center）創(chuàng)始人張進沒有掩飾他的驕傲：“自然界也沒有這種懷孕”、“他是人類第一次一個生命是由三個人的遺傳物質(zhì)結合起來，這是非常大的突破”。

這位患有萊氏綜合征（Leigh's Sydrome）的女性在和丈夫進行4年的考慮后，選擇成為“第一個吃螃蟹者”。因為萊氏綜合征，這位女性四分之一的線粒體攜帶有亞急性壞死性腦病的基因，這使得她生育的孩子無法正常發(fā)育，她曾4次流產(chǎn)，幸運生育下來兩位孩子，卻也相繼因該遺傳病在8個月和6歲大時去世。

線粒體存在于細胞質(zhì)中，是細胞進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場所，承擔著制造能量的功能，可以比作細胞的“發(fā)電廠”。線粒體疾病有輕有重，像這位患者母親所得的萊氏綜合征較為嚴重，相當于“大面積停電”。

張進認為他們團隊的“三親嬰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家庭的不幸。他們通過線粒體移植療法，取出患病母親卵子的細胞核，和健康女性捐贈者卵子的細胞質(zhì)融合，移植完的卵細胞再和父親的精子細胞結合，生成帶有三個人遺傳物質(zhì)的受精卵。通俗而言，把細胞質(zhì)比作蛋白，細胞核比作蛋黃的話，這就相當于把有缺陷的蛋白替換成了來自另一個雞蛋的健康蛋白，而保留了健康的、攜帶有絕大多數(shù)遺傳物質(zhì)的蛋黃。

“通過這個技術，孩子本來基因的缺陷比例是在95%，現(xiàn)在它的比例降到了5.7%，這個疾病發(fā)病一般需要60%的比例，所以這個小孩治療好了，不會再有問題?！北M管還需要對這位男嬰進行長達幾十年的追蹤觀察，但張進對目前的治療結果很有信心。信心還來自這項遺傳疾病只會通過母親遺傳，嬰兒為男意味著不會將自己經(jīng)過修飾的線粒體遺傳給后代。

“這是一個巧合，我們本來是要做男的，然后第一個出來正好是男的，上帝保佑了。如果是一個女孩子的話也沒有問題，但可能不是最理想的?！睆堖M說。

對此，美國生殖醫(yī)學學會主席歐文·戴維斯評價道，這項工作是“生殖醫(yī)學的一個重要進展”。

但也有一些對“三親嬰兒”持保守態(tài)度的生物學家，他們認為，張進團隊選擇在沒有明確限令的墨西哥實施這項技術，是在沒有監(jiān)管的情況下，這可能被騙子干細胞診所利用、效仿。在醫(yī)學上，部分生物學家擔憂，現(xiàn)在尚未能確認，雜交的遺傳特性是否安全、“三親嬰兒”的后代是否存在不可預估的風險。在倫理上，有生物學家認為，這實質(zhì)上是“設計嬰兒”，有悖倫理。

而爭議的另一端，“三親嬰兒”的競賽在不同國家之間開展。10月，烏克蘭的科學家宣布已有兩位女性通過該技術懷上了“三親”胎兒。另據(jù)《自然》援引一篇正在接受同行評議的論文稱，一名利用同樣技術孕育的嬰兒已經(jīng)在中國出生。

時間爭議——“先有雞后有蛋”

世界范圍內(nèi)，英國是唯一一個將線粒體移植療法合法化的國家，但它對此也有嚴格的監(jiān)管條件，技術實施者需要得到相關資格執(zhí)照，才能被允許應用該技術，并需要對“三親嬰兒”的生長發(fā)育情況進行長期的追蹤觀察。2015年2月，英國通過這項療法的立法，并從時年10月正式生效。

首例“三親”男嬰在今年4月出生，按照懷孕9個月足月推算，張進團隊在英國正式實施這項法律之前，在全球尚未有一個國家將此合法化的情況下，已經(jīng)開始實施這項人體干細胞臨床試驗。

對此，張進告訴澎湃新聞：“當時根據(jù)我們的消息，英國已經(jīng)要批準同意了，我們才做。第二，先有雞后有蛋，你只有做了，才知道它的安全性，安全性永遠沒有辦法來預測。如果當年，世界上做第一個試管嬰兒、第一個心臟移植，你說先證明安全性、有效性。你先證明，我才讓你做的話，到今天可能不會有第一個試管嬰兒，也不會有第一個心臟移植。”說到這時，他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華裔，1984年，張進的本科在浙江醫(yī)科大學完成，后赴英國，分別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和劍橋大學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后又至美國紐約大學深造，于2004年創(chuàng)立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

在“三親”男嬰出生后，張進團隊沒有選擇立刻公布消息，直至9月底，英國雜志《新科學家》報道了該信息。張進向澎湃新聞解釋，之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公布，一是因為對男嬰需要進行一段時間的觀察，進行多項科學監(jiān)測，確認有效性；二是因為他們希望經(jīng)過同行評議，比如在期刊或學術會議上發(fā)表之后，再向新聞媒體公布。

但媒體還是搶先了一步，對于外界來說，在尚未在期刊發(fā)表論文的情況下，首位“三親嬰兒”已經(jīng)誕生的消息有點突然。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生物倫理學與哲學教授弗朗索瓦絲·拜利斯不加掩飾地指責道：“事實上，這個小孩的出生似乎是一種不正當行為，它無視英美等國的規(guī)定，不是以公開負責、小心翼翼的方式推動科學前進?！?/p>

張進并不否認新技術在推進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但他認為“沒有必要因為怕就不做了”。他也不同意這項新技術的首次臨床試驗是一次冒失的行動，花了20年的時間做相關研究后，張進認為這項技術已經(jīng)相對成熟：“我們已經(jīng)在老鼠身上做了55代。而且我們的同事在日本有做過，在牛、兔子都有做過。所以不是一開始就在人身上，該做的都已經(jīng)做了，因為現(xiàn)在的技術已經(jīng)達到了可以做人的程度。”

張進的合作者、美國辛辛那提兒童醫(yī)院線粒體疾病中心主任黃濤生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該技術在猴子身上已經(jīng)進行了實驗，成功誕生的猴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7歲多，而且生了小猴，目前還未發(fā)現(xiàn)健康問題。

對于病人是否知曉技術潛在的風險，張進表示，這項新技術可能帶來的利弊，他已經(jīng)和病人解釋清楚，“就像任何的醫(yī)學疾病一樣”。

選址爭議——“這是一個巧合”

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市進行“三親嬰兒”的首次臨床試驗，地點的選擇也讓張進陷入被生物學家指責的境地。在波士頓兒童醫(yī)院的干細胞研究者George Daley看來，張進團隊“去墨西哥是為了回避美國和英國較嚴格的監(jiān)管機制”。

在美國，這項技術需要先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的審批才能進行法律程序。上世紀90年代，美國科學家Jacques Cohen及其同事通過胞漿移植的方式，向患病女性的卵子中注射少量健康捐贈者卵子的線粒體后授精，在30次試驗中盡管有14位嬰兒幸存至今，但有兩例出現(xiàn)了嚴重的遺傳病而流產(chǎn)。出于對這項技術安全性的擔憂，2001年，F(xiàn)DA要求美國所有生育診所停止使用該技術，相關操作需要經(jīng)過FDA批準。

在《新科學家》雜志在報道中寫道，張進團隊曾嘗試向FDA提出申請，但得到的反饋是FDA沒有相應的部門可以審理，所以團隊轉至墨西哥進行手術。上述報道中還引用張進的話稱：去墨西哥是“因為在那里沒有相應的法律”。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張進表示他的確曾向FDA提出申請而未果，但他否認自己曾說過“因為在那里沒有相應的法律”。

“我覺得這是一種誤導。媒體報道說我們是因為美國不能做，墨西哥能做，所以我們?nèi)ツ鞲缱?。不是這樣，這是一個巧合，我們本來在墨西哥就有診所，大家分配任務，他們正好分配到這個。也是正好碰巧墨西哥的態(tài)度和英國政府比較接近。”張進說。澎湃新聞在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的中文官網(wǎng)看到，2009年它在墨西哥開設了分中心。

張進還告訴澎湃新聞，此次線粒體移植是在墨西哥完成，孩子的分娩在美國紐約進行。

在《自然》雜志的報道中，新希望生殖醫(yī)學中心的臨床主任Alejandro Chavez-Badiola表示，選擇在墨西哥進行，部分原因是當?shù)貨]有明確法律禁止使用線粒體移植療法，他同時表示，墨西哥有監(jiān)管病人安全的法律，監(jiān)管機構COFEPRIS（墨西哥聯(lián)邦衛(wèi)生風險保護委員會）檢查了他們在那的診所，倫理委員會也批準了線粒體移植療法手術。

相比上世紀90年代美國科學家的胞漿移植，張進認為自己的移植方法與之不同，“他們是從一個正常的母親那里抽一點點卵子的胞漿到另一個病人的卵子里。我們是技術上的一個突破，是完全把兩個東西一半一半置換出來，你的胞漿，我的胞核，完全置換出來，所以在程度上不是一個數(shù)量級?！?/p>

張進希望自己能進行更多的臨床試驗，擴大病人的數(shù)量，從而研究技術的有效性、安全性。被問到是否有在中國進行“三親嬰兒”手術的打算時，張進表示“完全有”。他希望能和國內(nèi)的同行合作，得到國內(nèi)政府有關部門的同意。在了解中國對相關技術的政策后，他覺得：“中國定得有點嚴，應該學英國的方案。英國這方面定的要求很嚴格，但是它告訴你可以做。中國的前提是不可以做，這有很大的不同?！?/p>

倫理爭議——“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問題”

干細胞的前沿研究總是躲不開倫理的爭議，“三親嬰兒”也是其中之一。男嬰的出生伴隨著來自人類倫理上的追問——這是否是一種“設計嬰兒”？這是否會讓人類的基因修飾處于失控的狀態(tài)？

張進覺得“沒有關系，自然界每天都在根據(jù)自然條件的變化，做設計嬰兒”。他舉了例子，不同緯度地區(qū)的人有著不同的膚色，這是人類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為適應不同的光照條件而做出的修正。他再次提到了心臟移植手術，“我覺得這都是觀念的問題，并不是大逆不道的問題?！?/p>

“我們每分鐘都在想方設法設計，讓我們更適應自然界的生存。只是我們做得快一些，自然界慢一些，實際上是一回事?！睆堖M說。

是否會因為走得太“快”而忽略潛在的風險？張進回答：“任何科技的發(fā)展都要有負責任的態(tài)度。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怕就不做了。任何科學的發(fā)展都有它的正反面。”

但似乎，張進團隊并非完全不顧倫理爭議。相比較卵子受精后移植的方式，張進選擇了相對而言更具有倫理正確性的方式——卵子受精前移植。通常認為，卵子受精后便是生命的開始。選擇在受精前移植，意味著部分躲開了對生命體進行人為操縱的倫理職責。

張進對線粒體移植技術的野心也不止于解決線粒體病人的生育難題，他透露說，下一步想研究能不能利用該技術治療高齡婦女的不孕不育問題，讓她們的卵子年輕化，能夠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