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yè)辦證誰也不愿簽字竟推給區(qū)長

　　地方層層推責 放權遭遇“躲貓貓”

　　手續(xù)齊全給廠房辦產權證，沒想到各個部門誰也不愿簽字，最后竟然把事推到區(qū)長頭上，一位企業(yè)負責人感嘆道：“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不僅如此，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guī)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各級政府都要建立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有力推進機制，給企業(yè)松綁，為創(chuàng)業(yè)提供便利，營造公平競爭環(huán)境。”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給簡政放權改革進一步指明了方向，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調研發(fā)現，中央一系列簡政放權的重要舉措成效顯著，但在權力層層下放過程中，一些地區(qū)基層干部因怕擔責而“慢作為”“不作為”，同時因行政事權下放后人事制度改革缺位，造成“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的怪象。

　　對此，基層官員和專家學者建議，需對各地行政權力進行統(tǒng)一清理，并通過頂層再設計尤其是及時啟動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讓簡政放權順利通過“最后一公里”。

　　“層層推權”竟把事推到區(qū)長頭上

　　基層官員死摳文件字眼不作為

　　由于怕擔責，不少從上頭“接權”的部門辦事人員常以業(yè)務不熟悉為由，對接手的審批事項拖著不辦，或是跟上級反復請示，有的還必須要單位一把手簽字才能過關。部門之間層層“推權”使得放權被堵在“最后一公里”上，一些企業(yè)主苦不堪言。

　　“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一位企業(yè)負責人告訴記者，他有一處4000多平方米的廠房要辦產權證，各種手續(xù)齊全，但到最后辦證時誰也不愿簽字，各個部門推來推去甚至推到區(qū)長頭上。

　　“過去辦事得送禮，現在禮確實不收了，但事也經常拖著不辦了。”記者在沈陽與幾位民營企業(yè)家聊天時，大家談到基層部門不作為的現象時幾乎異口同聲。

　　對于企業(yè)所說的“層層推權”現象，一些職能部門的官員也坦率承認。山西省某市發(fā)改委投資科的一位負責人說：“現在都不敢動筆，都怕犯錯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個縣的農發(fā)行營業(yè)大廳人滿為患，想拆后建個大一點的，但誰也不敢批，為這個事，農發(fā)行層層找到省發(fā)改委，省發(fā)改委又說應該屬地批，最后縣發(fā)改委頂著壓力批了。”

　　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guī)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東部沿海某省一家大型乳品生產企業(yè)負責人說：“感覺一些職能部門無形中有個‘文件保護傘’，只要上邊有一個籠統(tǒng)的文件，就會把文件當成不作為的借口。我們跟他們商量，他們就讓找上邊制訂政策的人去。問題反映到最后居然需要當地政府的主要領導來協(xié)調，浪費大量時間。”

　　“規(guī)章文件有時成為基層政府不作為的理由，許多官員變成文字工作者，死摳字眼。”上海國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袁新飛說：“現在改革的氛圍和環(huán)境都在改變，感覺紅包很多，但紅利還沒見到多少。”

　　沈陽臥龍谷旅游集團董事長劉炳旭說：“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都不錯，但落實起來很難。改革的弓已經拉滿，但箭到底能射多遠？”

　　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

　　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

　　由于權力層層下放，基層政府增加了許多管理事項，人變得越來越忙；但由于不熟悉新的管理業(yè)務，處理事情則有些摸不著頭緒。而原有的放權部門在放權之后，相比之下越來越閑。

　　據記者了解，一位投資人去年想在沈陽申請辦一個幼兒園，結果材料報上去遲遲沒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區(qū)領導后發(fā)現，以往這種審批事項歸市民政部門負責，現在下放到區(qū)里。由于區(qū)里從未辦過此類審批，所以工作人員現查文件現研究，誰也不敢動筆。

　　“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遼寧省政協(xié)委員王慶林說，中央簡政放權受到基層擁護，但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同步，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針眼沒大，線還粗了，放權容易接權難。

　　對于“接權難”的問題，深圳南嶺社區(qū)黨委書記張育彪頗有感觸。他說，現在大量的事權和與之伴隨的責任下放，讓基層干部感覺“力不從心”。“以前市里區(qū)里審批時如果群眾有意見，基層還可以從中調解，發(fā)揮緩沖帶作用?，F在直接把最基層干部推到第一線，人沒增加，面對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晉中市委書記張璞說：“長期的計劃經濟和審批經濟，使得體制內養(yǎng)了很多庸人、閑人、懶人，不讓他們審批，他們干什么去？權力下放了，中間的人卻越養(yǎng)越多。如果說事權取消或下放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則是簡政放權成敗的‘定音錘’。”

　　2014年4月，晉中市開始對市本級的各項行政權力進行集中清理。結果發(fā)現，晉中這個300多萬人的地級市，僅市本級的行政權力就達7000多項。“這個數字真把人嚇了一跳！經過認真研究分析，許多行政權力是沒有法律依據、過時或出于部門利益考慮設立的，經過甄別后有三分之二的權力被‘掛起’，如果要用，必須向市政府請示，一年內不用自行取消。”晉中市市長胡玉亭說，解決好減人的問題，才能解決好減權的問題。在重新梳理權力清單的同時，晉中對原來分配給權力部門的公益崗位大幅削減，分配到公共服務部門。

　　簡政放權需“自削刀把”

　　部門利益纏繞成“盤絲洞”

　　簡政放權改革需要“自削刀把”，而部門利益的慣性思維，使得許多官員在改革過程中成了“圍觀者”，勇于改革的部門有時則成了“出頭鳥”。許多基層干部群眾反映，簡政放權等中央改革舉措落地不暢，很大程度上受阻于部門利益的“籬笆墻”。

　　張璞說，晉中市正在壽陽縣試點，把統(tǒng)戰(zhàn)、僑聯、工商聯等部門整合在一起辦公，通過橫向整合推動改革，但感覺壓力很大。“許多部門都是條條下來的，我把人家整合了，人家肯定不高興。之所以在縣里先試點，是因為縣里人比較少還好辦，但如果在市里搞這個，估計得得罪許多人，到最后怕頂不住。”

　　中部省份一位廳級官員說，改革中干部需要有全局觀念，但各部門只想自己的事。財政部門“管錢不想事”，發(fā)改部門“批事不管錢”，銀監(jiān)只想銀行，保監(jiān)只想保險，證監(jiān)只想證券，這使得許多改革舉措陷入部門利益層層纏繞的“盤絲洞”，落實改革舉措難以突破“最后一公里”。

　　遼寧省工商局一位負責人說，遼寧在全國率先實施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企業(yè)登記數量“井噴”。不過，由于放權之后各行政部門后續(xù)監(jiān)管缺乏合力，一些流動性強、隱蔽性大的公司，利用各種方式規(guī)避信用監(jiān)管，開展非法經營。問題出現后，許多部門不是積極查找解決問題，而是把責任推給工商部門。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萬強認為，在包括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簡政放權改革過程中，工商、質監(jiān)、稅務、公安等部門應強化協(xié)調監(jiān)管，建立部門聯動機制，讓無良、失信企業(yè)處處碰壁，倒逼企業(yè)守法經營。只有理順部門之間的關系，改革才能釋放最大的活力。

　　讓亂作為和不作為者下

　　讓能做事和勇于改革者上

　　“在選人用人上，我們堅持干事上去，不干事下去，干壞事進去，對改革陽奉陰違的，要給予處罰。”安徽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說，在干部選拔任用上，不能“干事的不如混事的”，在改革中要重新研究干部評價體系。

　　記者發(fā)現，由于各級部門執(zhí)行程度不一，一些政策落實效應呈現逐級遞減，改革紅利釋放緩慢，基層群眾和企業(yè)感受并不明顯。過去是“誰做事誰改革誰受益”，現在是“誰做事誰改革誰承擔風險”。

　　一些基層干部表示，改革落實中的不作為、慢作為等現象，有時候是出于“想干事、怕擔責”的考量，而正是“求穩(wěn)怕亂”讓基層畏首畏尾、無法“甩開膀子”搞改革和做實事。他們對此也很無奈，期待形成一種鼓勵改革做事的氛圍，為改革者和執(zhí)行者保駕護航，讓基層干部放手搞改革，專注抓落實。

　　針對一些干部“思想上有顧慮，改革動力不足，執(zhí)行中打折扣”等現象，不少基層干部和專家認為，除利用監(jiān)督機制讓“亂作為”和“不作為”者受到懲處外，還需制定干部激勵機制，形成“讓改革者上”的氛圍，激發(fā)基層改革活力，力促各項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山西省晉中市市長胡玉亭說，落實改革就要真干事，“鼓勵干事的干部，使用干成事的干部”，不能讓改革者吃虧。

　　“應該明確向社會傳遞一個信號：讓改革者上。對改革有突出表現的，要予以重任，而不改革者就要換人。”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說，官員考核制度直接影響改革推進與落實，現有的考核應該主動適應改革的變化。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舒紹福表示，解決改革動力和執(zhí)行力問題，一定要有良好的激勵機制。對改革者而言，動力絕不僅僅意味著收入。而敢于改革的人，現實中可能缺少晉升通道。因此要建立推進改革的激勵機制，真正實現“改革出官”，而不是“關系出官”、“金錢出官”。

　　受訪專家表示，要讓干部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榮，政績考評以改革落實為據，就要加快建立對改革干部的激勵機制，同時配套容錯機制、責任追究機制和社會參與評價等科學考評體系，使全社會形成一種鼓勵、容忍、倒逼改革的良好氛圍。記者 馮雷 陳忠華 何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