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政府一貫堅持以“共和模式”為原則的移民政策。該模式脫胎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共和國價值觀，其特點在于：只承認個體的公民權利，拒絕以種族、宗教等群體性標志將公民分成不同的群體。在移民問題上屬于強同化、高認同模式。在承認外來移民的公民權利的同時，要求其必須首先認同共同的法蘭西價值，放棄本身的宗教文化與傳統(tǒng)價值，隱含著法蘭西文化的優(yōu)越感。2004年法國頒布的“頭巾法案”就是法國政府根據(jù)“共和模式”推行強行同化的產(chǎn)物。

　　“共和模式”有其無法克服的內(nèi)在矛盾。“共和模式”根植于法蘭西文明對自由主義及其普世性的推崇，然而，普遍主義的同質(zhì)化困境導致該模式無法兼顧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所造成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在竭力維護形式平等的同時，只能造就更多的現(xiàn)實的不平等。其預設的融入只是個體的單方融入，忽視了移民作為一個群體所面對的一系列不平等。這種無視差異，表面公正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

　　對于“共和模式”法國人一直引以為豪，認為它代表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精神。不可否認，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這種模式一度被認為是移民融合模式的典范。究其原因，穆斯林移民在當時的數(shù)量和力量有限，只能被動地從屬于主流社會。然而，2005年發(fā)生的“巴黎騷亂”被稱為“1968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騷亂”，暴露出法國對待穆斯林移民的模式正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一元化的“共和模式”已不適應法國社會的多元化發(fā)展趨勢。無法顧及多樣性帶來的差異是“共和模式”的致命傷，并且隨著多樣性的日益突出，“共和模式”日益顯得捉襟見肘，顧此失彼。

　　第四，這些法國穆斯林移民是否皆是“狂熱的宗教信徒”？都屬于“潛在的恐怖分子”？

　　法國《世界報》的一項專門調(diào)查顯示：60%的受訪者將伊斯蘭教與“暴力”相聯(lián)系，66%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后”的象征，71%的人認為伊斯蘭教徒的“狂熱行為”多于“宗教寬容”，更有高達76%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教“壓迫女性”。

　　在個別媒體對負面信息的刻意渲染下，伊斯蘭教被等同于恐怖主義。而類似“查理遇襲”的事件又加劇了法國民眾對于伊斯蘭教“不寬容”、“暴力”以及“反民主、不自由”的負面印象。在絕對言論自由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合謀”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似乎成了公理。

　　事實上，伊斯蘭教并非鐵板一塊的信仰體系，穆斯林內(nèi)部存在著地緣、種族、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而“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恰恰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伊斯蘭教內(nèi)在的多樣性。他們認為，只有一個由民主、自由、世俗主義等價值凝聚在一起的、鐵板一塊的西方文明，才能對抗另一個鐵板一塊的伊斯蘭文明。

　　僅就來源而言，法國穆斯林內(nèi)部就有阿爾及利亞移民、土耳其移民之不同。而就融入程度而言，也存在較大差異。有“融入同化型”，即接受了世俗原則，較好地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有“對抗同化型”，即與法國社會格格不入，拒絕接受世俗化，生活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里。而更多的穆斯林移民年輕一代則被堵在同化的單行線上，既無法真正融入主流社會，又喪失了自己的原生文化，面對結(jié)構(gòu)性歧視，發(fā)現(xiàn)所謂平等只是形式的平等，而無視實質(zhì)的平等，只能徘徊不前，淪為社會與文化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其中的少數(shù)人則被極端主義所鼓吹的激進思想所虜獲。

　　調(diào)查顯示，法國穆斯林移民在恪守宗教功修方面趨于簡單，而且年齡越小宗教色彩越淡化。2005年巴黎騷亂的參與者中不少都是從來不進清真寺的，他們參加騷亂的原因是為了獲得社會的關注，他們說“我們要改變政府，引起人們的注意，除了縱火，別無他法。”可見，與宗教方面相比，法國穆斯林移民更關心的是社會地位的轉(zhuǎn)變，生活狀況的改善，而不是散布伊斯蘭威脅論者所說的那樣：普遍具有傳播極端主義的狂熱傾向，個個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最后，回到“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上，其實，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穆斯林移民才真正成為一個所謂的“問題”，而這一時間正是法國經(jīng)濟從增長走向衰退，失業(yè)率不斷攀升的節(jié)點。這或許已足以說明些什么了。

　　一些法國本土民眾認為，穆斯林移民搶占了原本屬于他們的工作崗位。而事實上，穆斯林移民是失業(yè)率最高的群體，而且從事的往往是本地居民不愿從事的低報酬、重體力勞動，就業(yè)的結(jié)構(gòu)性差異決定了后者對前者并不構(gòu)成真正威脅。

　　還有人認為，穆斯林移民拖家?guī)Э?，無所事事，白白消耗法國的社會福利，甚至主張將穆斯林移民全部驅(qū)逐出境。然而，正如一位工作多年的穆斯林移民所說，在為法國人修建了那么多幢住宅之后，卻還不能申請到一套低租金公寓。這個現(xiàn)實版的法國“賣炭翁”故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本質(zhì)所在。

　　而最擅長煽動族群對抗與仇恨而大獲其利的正是法國的極右翼政黨。例如，極右翼分子勒龐創(chuàng)立的國民陣線黨，為了在法國大選中贏得選票，20世紀80年代初便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指責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yè)狀況和犯罪率，穆斯林人口的急速增長必將改變法國社會的人口構(gòu)成和文化傳統(tǒng)，是法國社會的痼疾。由此產(chǎn)生了所謂“歐拉伯論”，通過對原本指歐洲-阿拉伯對話的“Eurabia”一詞的曲解，鼓吹歐洲正面臨阿拉伯化與伊斯蘭化的危險，遲早有一天，歐洲將變成“歐拉伯”，巴黎將變成“巴黎斯坦”，以基督教為底色的西方文明將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然而，事實上，目前穆斯林移民人口比例還不到歐盟國家人口總數(shù)的5%，這樣的擔憂與其說是杞人憂天，不如說是別有用心。

　　根本而言，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是法國社會現(xiàn)實在穆斯林群體身上的折射。如果揭去其外來移民身份或宗教身份的特殊色彩，對這一問題的表述可能是———“論政治與經(jīng)濟雙重壓迫下的法國某群體的邊緣化生存狀況及其抗爭”。

　　所謂“文明沖突論”、“伊斯蘭威脅論”以及彌漫歐洲的“伊斯蘭恐懼癥”都是刻意回避問題的實質(zhì)，以煽動性的言論取代對真相的探尋，以對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的各種無知、武斷、陳詞濫調(diào)和負面言論來表達他們的“傲慢與偏見”。然而，如果要他們指明問題的本質(zhì)所在，他們往往顧左右而言他。

　　宗教因素只代表法國穆斯林移民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和精神力量，而社會現(xiàn)實才是決定性因素。從所謂“一神教的排他性”、“古老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現(xiàn)代文明與野蠻傳統(tǒng)的對抗”中找不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是歐洲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解決移民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凝聚社會，形成共識，萬眾一心，共渡難關。

　　面對經(jīng)濟轉(zhuǎn)型、社會波動，片面強調(diào)言論自由的極左翼不可取，因其無益于凝聚社會，實現(xiàn)共識；煽動仇恨與對抗的極右翼同樣不可取，因其做法早已有人嘗試過，只落得身敗名裂。而從整個社會而言，將社會問題、經(jīng)濟衰退歸咎于某個群體是非常缺乏理智和短視的做法。以將社會撕裂為不同的群體為代價，企圖在更小范圍內(nèi)維系凝聚力的做法更不可行，因為人為制造出來的次級社會，必將面對被再次撕裂的危險。

　?。ㄗ髡呦抵袊鐣茖W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教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